《圣子丁阳》 魏晋南北朝 乱世也出美男子 转 （魏晋南北朝）乱世也出美男子 说乱世出英雄，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大混乱还有种特产：美男子！那时节的美男比美女出名。偶胡说？！你要是不信，咱们做个民意调查：知道绿珠的举左手，知道潘安的举右手。来，统计一下，哪只手多。那时候，天天打打杀杀，谁都不能保证到明儿还活着。得，趁肩膀还扛着脑袋，把世间美好快快享受。规矩，礼法都滚蛋。赶走孔子换上老庄。万事追求自由，放诞。人生苦短，不如及时行乐：酗酒，吃寒服散（燥性药，发热，发春，发疯，激发灵感，跟现在的有点象），性解放……欢欢喜喜逍遥游！过把瘾就死。 性情的放任，产生了对感观美的狂热追求。时有狂人提出：“重美不重德。”把后世老儒们气晕倒，在个性解放的今天，也要吓坏一排人。稍缓和一点的观点是：以美为才德。长得漂亮国家栋梁官场高升。瞧他们什么思维方式？！尚美时代，有专门的帅哥录：《世说新语——容止》。这个小册子还只限于魏晋的文人名士：夏侯玄，嵇康，王衍，潘岳，夏侯湛…其后稀里哗啦，美男子层出不穷，发展出各种流派。有风度翩翩，一代英杰形：慕容廆，符融，陈茜；有英俊骠悍，堆骷髅成台的kb枭雄形：赫连勃勃，尔朱荣；绣花枕头一包草形的就更多了：谢珧，慕容宝，慕容超，赫连昌，元子攸。多是前几种人的后代，继承了老子的长相，没继承老子的才能。靠作情夫出名的各朝各代都有，没特点的本文便不提了。 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审美情趣：人要长得高挑，白皙。服饰讲究舒适飘逸。汉人衣着最典型的是飘飘然的宽袍大袖。胡人本穿夹领小袖的利索衣服，后来也学着用大袖子兜风了。最好玩的数武士穿的袴褶：宽腿裤，在膝盖处系上带收一围，下边裤脚依然散开，成了好看的喇叭口，套在靴子外边（大致就是飞天舞里穿的那种喇叭裤）。上十万的官兵全穿喇叭裤出动，大裤摆一起扇，战场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种审美观大致合现在人胃口，此标准评出美男子肯定上台面，下面列出几位，均有美丽事迹做证据，应该不是吹出来的吧。 1.掷果盈车——潘岳（247—300） 此君即大名鼎鼎的潘安是也。西晋时河南人氏。表字安仁，小字檀奴，多好听！以至后世文学中“檀奴”或“檀郎”成了俊美情郎的代名词。潘岳年轻时，拿着弹弓到洛阳城外游玩，姑娘们争相向他丢水果，每每满载而归。常吃水果，补充维生素，皮肤更好，形成良性循环。mm们愈发狂热，干脆手牵手将他围起来，看个够。可惜照相术还没有发明，否则檀奴出本写真集一定很赚。有个人也学着潘岳的样子郊游，不幸他长得很丑，被人家吐唾沫。男性版的东施效颦！那是著名丑男左思,和潘安一起出游,结果回来的时候,潘安车上的水果够开水果店了,左思车上的烂砖破瓦头连盖间房子都有赢余。 潘岳不仅长了张锦绣皮囊还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很小就显露出文学天赋，被乡里称为"奇童”。二十来岁时，晋武帝司马炎一天兴趣来了，下乡耕田作秀，大伙纷纷写马屁文章颂扬其事。结果潘岳的赋作得最好。大臣们一看，这小白脸，算什么东西，马屁敢拍得比我们好！嫉妒得那个死。立马赶出朝廷。赋闲十年后，潘岳终于被重新录用。先后当了河阳，还令县太爷。颇有政绩。风雅县令在河阳县种遍桃树，时人号为“一县花”。此后在政坛屡升屡降，只到元康六年(296)前后,回洛阳任京官。几曾持才傲物的翩翩少年如今鬓发花白，饱尝宦海艰辛，学会了趋炎附势。时掌权的是丑八怪皇后贾南风。她外孙贾谧好结交宾客，组织了个文人团"二十四友"，为贾氏外戚集团进行文字煽惑。潘岳是其中最卖力的一位。精彩之笔，当数搞垮太子的阴谋。具体过程如下：潘岳写了一篇狂草，贾南风派 手下的宫人将太子灌醉，哄他抄写。太子醉眼模糊，根本辨不清纸上啥内容。照着笔画胡乱描了一遍。太子的墨宝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何况当时皇帝还是个白痴。这难不倒才子潘岳，他模仿笔迹的工夫了得，在太子的纸头上照原来风格添置笔画，成为反迹昭著的逆书。以笔为刀，杀人不流血！太子死后，赵王司马伦借口报仇，兵变入宫除尽贾氏一party。潘岳从前就得罪过赵王伦的boyfreund孙秀，这会儿当然死翘翘，还是满门抄斩。他一生孝顺，却连累老母丧命于东市。不亦哀哉！ 八王之乱中政治一塌糊涂，潘岳偏要凑热闹，落了个为虎作伥的恶名。好歹在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这辈子过得不算太衰。其文风华美不却不失于雕琢;描写细致,尚不致于繁芜。善写清绮哀艳的悲情文章，很忧郁的一个美男子。在生活中潘岳绝对是个好男人，十余岁定婚，对发妻杨氏一往情深。杨氏不幸于元康八年(298)去世（死得是时候，幸与不幸，很难说），潘岳的悼亡词写得缠绵悱恻，情真意切，是中国此类题材中最早的名篇。卿本佳人，可惜功名心太重，躁急干进，不知满足，终落得身首分离。当年洛阳城外的那些热情奔放的姑娘们想必都为人母了，有为青葱岁月的热情流一把泪的吗？ 2.看杀——卫玠（285—312） 记得三国中杀掉邓艾父子的卫瓘吗？卫玠就是他的孙子，表字叔宝。这孩子自幼风神秀异，坐着羊车行在街上，洛阳居民倾城而出，夹道观看小璧人。八王之乱的前期，卫瓘一家子遭到楚王司马玮的屠戮。幸好卫玠跟他的兄弟因病住在医生家，保了小命。过两天楚王玮就垮台，卫家平了反。小小年纪就经历了骨肉分离，阴阳永别的悲剧，使卫玠对世界有了个清醒冷静的认识。八王之乱把西晋政权闹得一塌糊涂，胡人势力进入中原。天下大乱，卫玠费尽口舌说动母亲南下。他兄弟不肯走，后来死在匈奴人手上。一家子跑到江夏，妻乐氏经不住旅途疲惫，死去。征南将军山简赶快来抢这个钻石王老五，把爱女嫁给他。 卫玠又往东行，来到了大将军王敦镇守的豫章。王敦见他一表人才，能说会道，很是器重。眼见王敦杀戮同族兄弟，卫玠感觉此人野心勃勃，久必生乱，不可依附。于是奔投东晋都城建业。建业的官员们久闻艳名，立即答应予以重任。江东人士听说来了个大明星，人山人海地围观，挤得卫玠举步艰难。这么一累，居然把美男子给累死了。这个典故就是“看杀卫玠”。所以我们fans追星的时候都该斯文一点，小心把偶像给看死了。 卫玠一生，没在政治上兴风做浪，没为中国文艺或科技的发展做贡献，军事方面更是碰也没碰过。这么个人，居然在《晋书》上有传记，可见“美男子”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传记里反反复复强调了两点：一是俊美，二是会嚼舌头。前后一串，倒是好适合作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 关于卫玠的美，《晋书》里用词有“明珠”，“玉润”等等，他为人喜怒不表于形。总之是个面无表情的玉人。可这玉人特爱开口。爹妈怕他磨牙磨得太累影响身体健康，限制儿子说话。真叫人吃不消。我们有时得对着进不去的bbs唉声叹气。一千多年前，卫玠也发出过同样的叹息。当时风气，最盛行，手里拿个麈尾，模样悠雅地清谈。刚开始时，“清谈”主要谈老庄之道，后来是天南海北乱侃，比如谈人家的长相和行为（两晋美男子多出名，也有这方面原因）。政治问题太敏感，最好避开。卫玠舌头痒痒，一遇机会，定要冒两句，听众个个惊叹。清谈高手王澄（小名平子）佩服得五体投地。人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卫玠会说，脑瓜也明智。看得准形势，懂得保身避祸。可惜身子太弱，一切白搭。偶以前以为现今是不会有mm选卫玠这号当丈夫的，作个初恋情人还差不多。后来在电视里看了花泽类，同样的体不胜衣，同样冷漠而理智。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余的。 3.凤皇止阿房——慕容冲（358—386） 名字咋一看像武林高手，他的武功有多高偶不知道，杀人如麻却是事情。这个小字凤皇的美少年是前燕开国皇帝慕容隽的幼子。五胡十六国时期倾国倾城第一人。短短二十几年生命，制造的轰动效应把北国江南所有美女都比化了。可惜五胡十六国这段历史不出名，他也跟着被尘封。偶很长时间都分不清五胡十六国跟五代十国，后来才知道五胡十六国跟东晋处同一时期，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这时候中国就是南北分治了，不明白为什么书上的南北朝是从东晋灭亡才开始算的。 话归正题，前燕传到第二任皇帝手上便不行了，被前秦吞并。作为战利品，十二岁的慕容冲和姐姐清河公主被充入长安的禁宫，一对漂亮宝贝陪秦王苻坚风流快活。谁说男人女相有福的，瞧人家慕容冲多倒霉！后来苻坚因为影响不好，把慕容冲放了出去，等他稍大，安排做了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守。十几年后，淝水之战，苻坚大败。慕容冲结集鲜卑人，趁乱而起，马踏关中，挥刀雪耻。几个兄长相继死后，他在阿房城继位，做了燕国皇帝。可巧此处长满了梧桐，翠竹。传说中的凤皇看到梧桐，常落下来休憩，用竹食填肚子。 绿影婆娑的阿房真引来了个火凤皇。于是歌谣传曰：“凤皇凤皇止阿房”。桐竹纷披，玉面罗刹横刀跃马，真是花间喝道的场面！苻坚守不住长安，出逃，死在另一个叛臣羌族人姚苌手里。强大的前秦毁于一旦。攻陷长安后慕容冲唆使部下抢遍全城，活脱脱一个强盗头子。鲜卑人在长安拿够了，撑足了，打着饱嗝，泛起了乡愁，都嚷着要回家。东北华北的燕国故地，是叔父慕容垂的势力范围。慕容冲现在骑虎难下，一旦东归，皇位必然受到威胁。他跟手下将领产生了意见分歧，被杀。过过皇帝的瘾，死了也值。昙花一现，瞬间的绚烂，瞬间的消亡。有道是自古美人似名将，不许人间见白首。这句话讲多了也俗，常听人抱怨韩国电视剧，好端端地一定要在结尾害死猪脚，生拼硬凑悲剧美。慕容冲上辈子就没修好，又不肯老实安分修下辈子，悲剧猪脚当得浑然天成，不会有人骂编剧吧？数载娈童生涯，一朝铁血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曲折经历形成了性格的极端：外表阴柔，内心狂野，坚毅，为人狡猾且狠毒。 写到这里，偶脑海里晃着林平之的红影子：含着金勺出生，忽一朝大厦倾，忍辱负重，终一天血腥复仇，自己却在野心中毁灭。搞不清楚在这篇奇遇记中有没有个岳灵珊，我们只知道一个mm曾给慕容冲生了娃娃，可连姓氏都没留下来。就经验而言，要安慰如此一颗破碎的心，非需要母性很强，神经坚强的女人不可。 金庸几次演讲时都提到两晋十六国南北朝，他塑造人物时肯定受过这段史实的影响。令狐冲的放浪不羁明显源于魏晋风度，慕容复搞的复国运动其一串祖宗都搞过：慕容垂，慕容凤，慕容农，慕容泓，慕容冲，慕容盛（被这么些差不多的名字搞昏了头吧！），到隋朝末年，慕容鲜卑在青海的另一支，土谷浑的可汗伏允又一回成功复国。这是最后的辉煌了。唐高宗时青海为吐蕃侵占。公元670年，末代可汗诺曷钵企图依靠唐军打跑吐蕃人。慕容氏复国的最后一击随着十万唐军尸骨终丧没在青海大非川。一直到上个世纪，金庸让这种复国精神在小说人物慕容复心里又复活了。慕容家的传统除了会打仗，爱复国外（治国却不怎么样，否则哪能创造这么多复国机会），还有个特点就是外形好。出现慕容冲这么个集大成者，并非偶然。 有趣的是燕国皇室选继承人时，脸蛋漂不漂亮也是重要标准。晋朝“以貌取人”的风雅被慕容鲜卑发扬光大。二鬼子学鬼子那套往往比鬼子来得更猛！繁殖的结果是代代英俊骑士，个个欣长矫健。可最终燕国就是被一帮绣花枕头给玩完的。 4.侧帽风流——独孤信（502—557） 独孤信，出生在一个小鲜卑部落的酋长之家，原名独孤如愿。说到这个人，偶不得不提一下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著名的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时，将都城从平城（山西大同）南迁到了洛阳。此后北方的六个军事重镇变得不重要了。从前镇守六镇的全是贵族子弟，现在新添的尽是些流放犯。少爷兵们眼见工资奖金一月比一月少，最后落得跟流放的一个待遇，能不恼火吗！大呼造反有理，六镇相继叛乱。千万别小看了这场起义，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统一中国的隋朝杨氏，建立大唐盛世的李氏，全是在六镇烽火中打出头的。大帅哥独孤如愿也是这般登场的。在起义第一轮，独孤如愿站在朝廷这边，跟着亲go－ver的贺拔氏父子杀死了起义将领卫可孤，出了点小名气。起义第二轮中，不知怎么地进了葛荣领导的反go－ver武装。后来葛荣失败，独孤如愿跟着大伙一起被权臣尔朱荣收编。别抱怨他老是换主子，打来打去的那些将军们全不是好东西，小兵用不着讲什么主义，谁给饭吃就跟谁，人人如此。从后来的发展可看出独孤如愿不但无反骨，反而是个很讲义气的人。尔朱荣见小伙子精于骑射，一表人才，提拔他当别将。人长得醒目就是好，同样从葛荣那里投奔尔朱荣的高欢，因为形容顦顇，不起眼，只能充帐下随卒一名。高欢一世枭雄，当年却吃过以貌取人的亏。这时候独孤如愿才二十来岁，军中称之“独孤郎”，讲究修饰打扮，又喜欢耍帅，曾在阵前匹马挑战，力擒敌将。我们读的小说演义里，打仗都是单挑，其实，实战中单挑极为罕见。这一回是个特例。还是帅哥出阵，又有军事价值又有审美价值。呵呵，可惜没有录象。 独孤如愿战场得意，一路升迁。政坛风云变幻，尔朱氏灭门，新一代权臣高欢崛起。北魏皇帝不甘心做傀儡，想跟贺拔氏合伙除掉高欢。眼看箭在弦上，一触即发。高欢搞个反间计，挑唆了个笨蛋害死贺拔岳。贺拔氏忙派独孤如愿去接管贺拔岳的军队。独孤如愿走到关中，发现那些兵士们已经给自己找好了个统帅，一看居然是小时候一块玩的黑獭。老相识，一切都好说，独孤如愿便又回洛阳去了。黑獭，大名宇文泰，管了几个兵，野心倏——一下子冲上天了。得到皇帝的正式承认后便在关中盘踞下来，不听高欢指手画脚。 北魏皇帝对高欢忍无可忍，西奔投靠宇文泰。独孤如愿一听到消息，老爹老妈老婆孩子全顾不上了，单骑追随而去。是因为对老东家贺拔氏遭遇感到不平，还是出于跟黑獭的义气，真有非走不可的理由吗？以至于抛家弃子，从此天各一方，生死永别。儿子独孤罗被高氏投入监狱，一关二十几年，终于一天重见天日，因为西边的父亲死了。 留？走？一个政治赌局。每个人都要从“高欢”和“宇文泰”之间选一个投注。就当时来说，高欢无论哪方面都是占优势的，西迁路上，不少人半道折回。就是贺拔氏的当家贺拔胜也是骑墙态度。用事后诸葛亮的眼睛来看，独孤如愿投得多么正确！在宇文泰扶持起来的西魏基础上，发展出北周，隋，跟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唐。隋朝的建立者是独孤如愿的女婿杨坚，唐朝的建立者是独孤如愿的外孙李渊。瞧人家独孤将军什么眼光！ 从此独孤如愿为宇文家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其中也曾因为打了败仗跑到江南梁朝休养。 三年后，梁武帝准他北上，问他是否会去父母生活的山东（指高欢领导的东魏），独孤如愿答得坦荡：事君无二。一心一意，继续给宇文氏卖命。 独孤如愿有谋略，最冒尖处是在文治方面。到秦州任刺史，人家几年裹不清楚的案子，他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政通人和，经济繁荣，远近跑来归附的流民有数万家之多。某日，独孤如愿到郊外打猎，等到晚霞满天，策马回城，迎风急驰，帽子无意中偏到一边。第二天起来一看，kao!满城人都侧戴帽子，学习这个帅呆了的新造形。 偶还找了个关于他的故事，酿古井贡酒的那口井，之所以好，就是因为独孤如愿曾经丢了把剑进去。沾上美男子的味道，水质不同凡响。 宇文泰见独孤如愿信著遐迩，能服众心，特特给他赐名为“信”。任命为八大柱国之一（政坛八大佬）。 宇文泰死后，八大柱国中的宇文护独揽朝政。大臣赵贵想与独孤信通谋，干掉操纵朝廷的宇文护，还权给宇文泰的儿子。独孤信说要考虑考虑。这一犹豫，命就丢掉了。 唐朝人说独孤信虽祸及自身，却惠及子孙。事实上他是个重事业不重家庭的人。如此人物，竟得如此结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人能全？ 独孤信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事当数生出了三国皇后。他西奔后三十出头，又娶妻纳妾，养了六子七女，厉害的是六个儿子全是正妻所生。看来独孤郎心也有所属处。长女嫁给宇文泰的长子，四女嫁到李家，七女嫁给杨家，后来都是皇后（李渊母亲的皇后头衔是死后被儿子封的），杨广，李渊，全是他外孙。值得一提的是独孤家的孩子个性都很强。杨广老妈，独孤迦罗是出了名的女权活动家，旗帜鲜明地提倡一夫一妻制，反对男人纳妾，把老公杨坚玩过一夜的宫女活活打死，皇帝杨坚还不敢反抗，离家出走生闷气。李渊母亲病在床上，脾气还很大，吓得好几个媳妇都不敢给他端茶送水。那群儿子也不省油，上面提到的那个独孤罗在高氏灭亡后跑来投亲，遭到了弟弟们的欺负，说他是丫头养的，没继承权。还是独孤迦罗出面打抱不平，认定独孤罗是嫡长子，可以得到父亲的爵位。皇后的话掷地有声，是真是假谁敢怀疑。独孤罗的生母究竟是谁，后世是查不出来的，她的命运一定很惨。 5.兰陵王——高长恭（？—573） 全怪一部胡言乱语的电影，把兰陵王说成是云南的野人。真正的兰陵王名高长恭，又名高孝瓘，是北齐大将，东魏大权臣北齐奠基人白手起家大英雄风流大丞相高欢之孙。高欢死后，长子高澄当上东魏第二任权臣。高澄政治上精明强干，却于29岁死在奴隶手里，丢下六个嗷嗷待乳的儿子，老四就是变成千古传说的兰陵王。值得一提的是，正史里忠实记录了另外五兄弟的母亲出处，就长恭例外：“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不知道是书史的遗漏，还是花花公子高澄自有隐情。不久叔父高洋踢走皇帝，自己称帝，北齐建立。这是个出了名的野兽世家，**乱性，酗酒暴虐，以杀人为乐。高长恭生在其中，人算很不错的，只留下一桩八卦：皇帝赏他20个侍妾，他只收下一个。美男子眼光高，19个都成恐龙，就一个勉强算美眉。 高长恭骁勇善战，据说因为面相太柔美，不足威赫敌人，每每打仗都要带上狰狞的面具。最著名的一次是救援洛阳，他带领五百骑士，冲过周军重重包围，突入洛阳城下，城上齐兵认不出谁来了，怀疑是敌人的计谋。兰陵王摘下盔胄（注意，这里是个把脸罩得很严实的头盔，而不是面具，有人怀疑，“面具”的典故只是后来的编舞者编出来的），示之以面容，城上军心大振，掉下弓弩手数百名，前来接应。很快周军被迫撤走。为庆祝胜利，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边跳边歌。 史载：“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木兰从军最好是投到兰陵王帐下，女儿家惊艳，为面具摘下瞬间的绝世风华，然后跟他一人一半分个红苹果。噢，心都醉了！ 老天造人，总不愿造得太完美，高长恭染了个大毛病：贪财。门口常有行贿的进进出出。搞得老百姓都说三道四。属下尉相愿问他：“王既然俸禄那么高，何必如此贪？”长恭不语。相愿说：“您是不是因为怕自己功劳高，被主上忌讳，故意给自己抹点污垢？”呵呵，什么理由？此老兄说话技巧一流！长恭说：“是的。”相愿说：“朝廷如果猜忌王，这正好给他留了一条辫子抓。想求福反而招祸。”长恭泪下（那时候的人都是真性情，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从不死撑什么男子汉的面子。偶好欣赏！），跪膝，请他给个安身的法子。相愿说：“王威名太重，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政事了。”于是偶尔装装病。完全隐退，又不甘心。正处盛年的男子，谁愿意退休？何况高长恭不是当隐士的个性。 北齐末代皇帝高纬一天听了《兰陵王入阵曲》，对高长恭说：“入阵太深，毕竟危险，一但失利，追悔莫及。”长恭无心快语：“家事亲切，不觉遂然。”高纬一听“家事”这两个字，心生警觉。叫人给他送去一杯毒药。皇帝杀人，连理由都没扯。 高长恭死时的年龄没有记录，估计才三十出头。留下个悲痛欲绝的遗孀郑妃，守着佛门孤灯，度此残生。 偶这笔头上死人都死麻了。这是段怎样的岁月：有广陵散的高洁，兰亭序的潇洒，敕勒歌的豪迈，种种的浪漫都只是逃避苦难现实的一醉。泼墨汉家子，走马鲜卑儿。红尘里一道道风景线皆在噩梦中的毁灭。神伤，为焚琴煮鹤般的凄艳。恨不能一把火燃烧掉千年的帷幕，一卷风吹干净中原的黄土，赏桃花，梧桐，碧竹，寻麈尾，冠帽，面具。用恬淡换他的功利，用善良换他的毒暴，用自足换他的贪残，可否能将结局改善？ ; 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 转贴 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 半个多世纪前，何兹全先生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一文中，详细论述了东晋南朝钱币使用的广泛性和交换经济的发达。对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钱币问题，长期以来鲜有论者作系统梳理，偶有论者也大都认为该时期货币经济严重衰落，钱币基本退出流通领域，甚至认为倒退到纯粹自然经济时代，完全是实物经济的天下。考诸史实，这种看法值得进一步讨论。一、十六国和北魏前期的钱币铸造和流通问题 十六国时期，战争频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凋敝，商业废弛。不过，在社会相对安定的间隙，局部地区和某些时段的商品经济仍有所恢复和发展，钱币使用并未绝迹。前凉张轨时期就曾铸行钱币，史载：“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注：《晋书》卷86《张轨传》。）。河西地区行钱时间较长，如后凉时以钱标明谷价，“谷价踊贵，斗直五百”（注：《晋书》卷122《吕光载记》。）；北凉沮渠蒙逊“散钱以赐百姓”等（注：《晋书》卷129《沮渠蒙逊载记》。）。与中原地区的混战局面相比，河西地区相对安宁，加之地处于中西方交通要道，与西域和中亚的贸易未曾中断，商旅往来频繁，行钱相对容易。 后赵在石勒时期，政治较为清明，统治者注意劝课农桑，减轻租税，发展生产，商业有所复苏。如襄国和平乐都有“市”（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下。），丰国市则“五日一会”（注：《太平御览》卷827引《赵书》。）。石赵全盛时期，与东晋、西凉和周边民族均有贡献和聘使贸易往来。适应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需要，石勒“置挈壶署，铸丰货钱”（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为了推行钱货，政府甚至采取了压低绢价、宫赋收钱甚至严刑竣法等强制措施，“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注：《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太平御览》卷836《资产部十六·钱下》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赵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曰‘当千当万’，鼎铭十三字，篆不可晓，藏之于永丰仓。因此令公私行钱，而民不乐，乃重立禁制，官赋至皆取钱，廛肆故不行也。”）。虽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但其希望通过发行货币，促进商品流通，以收取商利的目的十分明显。石勒还曾一次赐与樊坦“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注：《晋书卷》卷105《石勒载记》下。），亦表明后赵的钱币有一定的贮藏量。石虎统治时，曾经“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注：《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以钱币代替谷帛赎罪，说明钱币使用有一定的广泛性。不过由于石赵穷兵黩武，连年战争，社会动荡，钱币终未通行全境。 前秦时期，关陇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一度比较兴盛，“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富商大贾“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来自西域和中亚的胡商在长安城中都能见到，史称“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注：《太平御览》363引车频《秦书》。）。在这样的商业背景下，流通领域中理应使用钱币，但史料阙如。有人认为苻坚曾毁铜人铸钱，《水经注》卷4“河水注”云：“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会贞按：下言苻坚毁二为钱，一推河中，是董卓毁九而存三也。”从前秦商业发展水平来看，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前燕也有行钱的记载，慕容皝赏赐谏臣“钱五万”（注：《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慕容评“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注：《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对聚敛钱货十分执着。此外，南方的成汉在李寿时曾铸“汉兴钱”，有人认为是最早的年号钱；李庠以讨羌有功，被赐钱多达百万（注：《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北魏太和（477－499年）以前，“钱货无所周流”，基本上为实物交易，但钱币使用也未绝迹。魏世祖（424－452年）讨伐凉州前，崔浩与奚斤争辩凉州有无水草，李顺替奚斤分辨，崔浩指责李顺“受人金钱，欲为之辞”（注：《魏书》卷35《崔浩传》；《北史》卷21《崔宏传附崔浩传》），以钱为贿赂之物。世祖还以战功赏赐王慧龙“剑马钱帛”（注：《魏书》卷38《王慧龙传》；《北史》卷35《王慧龙传》。）。北魏显祖（466－471年）时，元澄之父云治理徐兖有方，“为百姓所追恋，送遗钱货，一无所受。”（注：《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当时绢的价格也有以钱标定的，如“天安、皇兴间（466－471年），岁频大旱，绢匹千钱”（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对此我们不难理解，虽然北魏建国后百余年未遑兴铸钱币，但中原地区的汉人很早就有使用钱币的传统和习惯，民间使用的旧钱不可能完全废弃，人们在日常交往和社会生活中使用钱币自在情理之中。北魏前期的钱币来源，主要是用魏晋旧钱，此外也有从南朝抢掠而来的，如皇兴三年(469)年慕容白曜攻入东阳的时候，就获得“铜五千斤，钱十五万”（注：《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不过总体看来，十六国和北魏前期商品经济不发达，实物交易盛行，钱币流通使用仅见于少数几个政权的局部地区和时段，史书所称的“遂不用钱”、“钱终不行”、“钱货无所周流”等现象，应是当时普遍情形。二、北朝后期（北魏太和以后）的钱币铸造和流通问题 （一）官方铸币 北魏太和以后官方三次铸币，《魏书·食货志》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世宗永平三年（510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永安二年（529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魏分东西后，东魏武定（543－550年）初曾改铸，仍称永安五铢；西魏大统六年（540年）和十二年（546年）两次铸五铢钱。北齐初年沿用永安五铢，“文宣受禅（天保四年即553年），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注：《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铸行过三种钱，《隋书》卷24《食货志》载：“武帝保定元年（561年）七月，及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钱并行……至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由上可见，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北朝官方铸币共9次，与同时期的南朝差不多。 北朝官方铸币基本上承袭汉魏五铢传统，并以此来规范天下钱制。从北魏太和五铢、永平五铢、永安五铢，东西魏五铢到北齐常平五铢，都是五铢钱。东魏时，五铢钱的标准是“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天下钱“皆准此为数”。高澄还建议“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东魏在市场大门上悬秤以称钱重，惜未实行。北周铸行大钱，比五铢钱略重，名曰当五当十，实际上是一种减重求利的作法，大钱仍与五铢“三品并用”。这一点也与南朝类似，南朝历代官方铸币也是“钱重五铢，一依汉法”（注：《南齐书》卷37《刘悛传》。）。正如顾炎武所说，“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注：《日知录》卷11《钱法之变》。），“南北朝皆铸五铢钱”（注：《日知录》卷11《五铢钱》。）。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创制，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开元通宝发行，流通700多年，是汉唐时期最主要的币种，也是中国历史上流通时间最长、发行最成功的金属货币。南北朝时期虽系乱世，从货币发展史的角度看，币制沿革依然没有背离这一历史发展轨迹。 （二）民间私铸 北魏新铸太和五铢的同时，就允许民间私铸，“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练，无所和杂”。熙平二年（517年）冬，尚书崔亮奏广开恒农郡铜青谷、苇池谷、鸾帐山，河内郡王屋山，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等铜矿铸钱，私铸之风随之大盛，“自后所行之钱，民多私铸，稍就小薄，价用弥贱”（注：《魏书》卷110《食货志》。）。永安五铢铸行后，为抑制私铸，北魏政府将国库藏绢拿到市场销售以稳定币值，但收效甚微，所谓“利之所在，盗铸弥众，巧伪既多，轻重非一，四方州镇，用各不同”（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东魏私铸轻滥尤多，王则“性贪婪，在（洛）州取受非法，旧京诸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注：《北齐书》卷20《王则传》。）。为了遏制这种局面，高欢曾派人收天下之铜及私铸之钱，下令全部改铸，史称“武定（543－550年）初，齐文襄王奏革其弊。于是诏遣使人诣诸州镇，收铜及钱，悉更改铸，其文仍旧。然奸侥之徒，越法趋利，未几之间，渐复细薄”（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北齐私铸之风更甚，币种名目繁多，芜杂不堪，“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武平（570－576年）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注：《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时因“人多盗铸”，不得不禁行新铸的五行大布。总之，私铸滥恶，币种杂糅，是北朝铸币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与南朝类似，如刘宋时“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注：《宋书》卷75《颜竣传》。），可见南朝私铸之烈不逊北朝。 私铸的根本原因是暴利驱使，当时“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造薄钱，斤余二百”，一斤铜可铸成薄钱二百文，获利两倍以上，钱愈薄则利愈厚，这对盗铸者无疑是很大的诱惑，于是私铸之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荚，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针对这种情况，北魏高恭之建议“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余，其中人功、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注：《魏书》卷77《高崇传附高恭之传》。），希望通过铸造大钱，一斤铜只许铸钱七十六文，而铜价至少为五十文，加上工料费用，使盗铸者无利可图。 私铸属于违法禁行为，北朝法律都严禁盗铸。北魏明帝时规定“其不行之钱，及盗铸，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建义（528年）时，“重盗铸之禁，开纠赏之格”（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裴叔义在洛阳时，“与兄叔仁铸钱。事发，合家逃逸，叔义见执”（注：《北史》卷24《崔呈传附崔儦传》。）。北周政府也下令“铸钱者绞，其从者远配为民”（注：《周书》卷6《武帝纪》下。）。但是，由于北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法律禁令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政府甚至允许私铸，规定只要铜色精练，重够五铢，就可行用。如北魏时“听人与官并铸五铢钱”（注：《魏书》卷58《杨播传》。），西魏大统（535－551年）时，“凡有私铸，悉不禁断，但重五铢，然后听用”（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加剧了私铸的泛滥。毫无疑问，北朝私铸泛滥，恶钱充斥市面，严重干扰了钱币的正常流通和商业秩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私铸屡禁不止，官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私铸，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市场对货币的客观需求增多，这表明北朝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货币经济处在恢复和发展过程之中。 （三）钱币流通区域 北魏铸行太和五铢，欲以为“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实际上只是“专贸于京邑”，并未流布四境。肃宗初，“京师及诸州镇或铸或否，或有止用古钱，不行新铸，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新钱甚至不如古钱好用，影响了商业贸易正常发展。永平三年（510年），北魏政府下令“不行之钱，虽有常禁，其先用之处，权可听行”，实际上默认了禁行之钱流通的既成事实。熙平初（516年），任城王元澄描述了当时各地用钱形制不一，流通混乱的情形时说：“太和五铢虽利于京邑之肆，而不入徐扬之市。土货既殊，贸鬻亦异，便于荆郢之邦者，则碍于兖豫之域。”徐州、东南之州和河南州镇“行土钱，旨听权依旧用”，京师洛阳西北域内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而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犹以他物交易，钱略不入市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又恢复为太和以前的实物交易。北齐只铸过一次钱，数量不大，“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北周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四年（575年），“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注：《隋书》卷24《食货志》。）以上为北朝钱币流通的大致情形，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流通的区域有限。各代钱币流通均未布于全境，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和商业相对发达的统治中心区域，如北魏的京师洛阳、东魏北齐的冀州地区、西魏北周的关内地区等。二是流通的币制十分混乱。由于长期分裂和频繁战争，各地经济缺乏紧密联系，政府无力统一货币，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新旧杂糅，形制不一，官私并用，出现“接境乖商，连邦隔贸”（注：《魏书》卷110《食货志》。）的怪现象，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商业发展。三是钱帛兼行普遍。这一方面说明钱币短缺，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布帛经济的强固存在，货币经济受到排挤与冲击，这是北朝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表现。这种情况在南朝也存在，如“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注：《隋书》卷24《食货志》。）。三、北朝的钱币使用 北朝时期由于国家长期分裂，干戈不息，社会动荡，商品经济衰落，实物经济以其强固性而占主导地位，谷帛广泛用于交换媒介、价值尺度、租税、俸禄、赏赐、赎身、计赃、军费、悬赏、施舍、贿赂、聘礼和丧费等方面，这一点在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李剑农先生就曾指出，“北朝虽至太和以后开始行钱，仍未减其现物经济之色彩，绢帛犹据货币之重要地位”（注：《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79页。）。然而，就流通规律本身而言，与金属货币相比，实物充当货币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小额交易必须“裂匹为段”，而“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的使用价值已大大降低，谷帛易劳毁于商贩之手，投机分子更以湿谷要利、薄绢为市等。北朝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钱币使用的范围和区域逐步扩大，体现在商品交换、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等各个方面。 （一）钱与商品交换 北朝时期，在谷帛交易盛行的同时，钱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基本职能仍继续发挥作用。从大宗商品如粮食、绢帛、马匹等到日常生活用品，都有以钱交易或计价的现象。如北魏因私铸泛滥导致粮价腾贵，“米斗几直一千”（注：《魏书》卷58《杨播传》。），东魏“元象(538－539)、兴和(539－542)之中，频岁大穰，谷斛九钱”（注：《隋史》卷24《食货志》。）。以钱标绢价者，如太和十九(495)年，“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永安二年(529)，为推行新铸五铢，在洛阳二市抛售官绢，“绢匹止钱二百，而私市者犹三百”（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在北朝，马是主要商品之一，马匹交易中很多是用钱的。如北魏羊深等六人“各出钱千文而为买马”送给友人常景（注：《魏书》卷82《常景传》。）：孝昌（525－527年）初，高谦之为河阴县令时，“有人囊盛瓦砾，指作钱物，诈市人马，因逃去……谦之乃伪枷一囚立于马市，宣言是前诈市马贼，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私议者。有二人相见忻然曰：‘无复忧矣。’执送按问，具伏盗马，徒党悉获。（注：《魏书》卷77《高崇传》。）”可见河阴县有马市，也是用钱进行交易的。北齐天统（565－569年）、武平（570－576年）中，高元海执政，为增加府库收入，下令“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注：《北史》卷30《卢玄传附卢潜传》。），官方卖马也是用钱交易。 在生活用品买卖方面，也多以钱交换。有以钱买食物者，如北齐宋钦道为中山太守，“其州府佐吏使人间者，先酬钱然后敢食”（注：《北史》卷26《宋隐传附宋钦道传》。）：有以钱买菜者，如北齐时“官无菜，赊买于人，负钱三百万”（注：《北史》卷54《斛律金附斛律光传》。）。有以钱买药者，如西魏大统（535－551年）中，李辉多病，太祖“日赐钱一千，供其药石之费”（注：《周书》卷15《李弼传》。）：北齐库狄伏连鄙吝愚狠，“其妻病，以百钱买药，每自恨之”（注：《北史》卷53《慕容俨传附厍狄伏连传》。）。有以钱酤酒者，如周末隋初时独孤陁“尝从家中索酒，其妻曰：‘无钱可酤’”（注：《北史》卷61《独孤信传附独孤陁传》。）。 此外，在北朝著名农书《齐民要术》中，多以钱来标明农副产品价格，或计算种植、养殖成本与收益，如种瓜“瓜收亩万钱”《齐民要术·卷二·种瓜第十四》；种瓠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齐民要术·卷二·种瓠第十五》；种蔓菁“十亩得钱一万”《齐民要术·卷三·蔓菁第十八》；种桑树，一根拐杖“直二十文”，“马鞭一枚直十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弓材“一张三百”，车材“一乘直万钱”《齐民要术·卷五·种桑柘第四十五》。种榆“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齐民要术·卷五·种榆白杨第四十》。种槐“根直八钱，（亩）合收钱五十一万八千四百文……载直钱一百文，柴合收钱六万四千八百文。都合收钱五十八万三千二百文”《齐民要术·卷五·种槐第五十》。养羊“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齐民要术·卷六·养羊第五十七》。养鱼“枚直五十，（一年）得钱一百二十五万……（二年）得钱五百一十五万钱”《齐民要术·卷六·养鱼第六十一》等等。应当指出，这些农副产品和经济作物与上文提到的粮食、绢帛、马匹一样，是北朝传统市场中最主要的商品之一。贾思勰作为一个大农学家，在其著作中反复以钱来计算价格和收益，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当时市场交换中钱币使用较为普遍的客观反映。北朝民歌中也有“东城采桑返，南市数钱归”（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北周诗》卷2。）、“苦李无人摘，秋瓜不直钱”（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北齐诗》卷1。）等语。 （二）钱与社会经济生活 钱作为财富的象征，往往成为人们聚敛追逐的对象。北朝官员也不例外，他们聚钱成风，如北魏平昌太守崔和“家巨富，而性吝啬，埋钱数百斛。其母李春思堇，惜钱不买”（注：《魏书》卷24《崔玄伯传》。）；崔光韶“家足于财……绫绢钱布，匮箧充积”（注：《魏书》卷66《崔亮传》。）；景明时（500－503年），元诞任齐州刺史，在州贪暴，竟言“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注：《魏书》卷19上《济阴王新成传》。）。为了追逐钱财，也有人不惜杀人越货，如董及祖“杀人取钱”（注：《魏书》卷37《司马楚之》。），崔轨“盗钱百万”（注：《魏书》卷24《崔玄伯传》。）等。 钱是达官显贵们穷奢极欲、恣情任物的标志。北魏高阳王雍“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注：《太平广记》卷165《吝啬·李崇》条引《洛阳伽蓝记》。）；北齐韩晋明“一席之费，动至万钱，犹恨俭率”（注：《北齐书》卷15《韩轨传》。）；宠幸和士开与沙门昙献私通，“布金钱于献席下”（注：《北齐书》卷9《武成胡后传》。）；昏君高洋飞扬跋扈，“驰骋衢路，散掷钱物，恣人拾取，争竞喧哗，方以为喜”（注：《北史》卷7《齐本纪》中。）；汝南王“悦数散钱于地，令诸佐争拾之”（注：《魏书》卷24《王宪传附王昕传》。）以取乐。 北朝货赂公行，政以贿成，狱以贿生，行贿者亦常使钱。北魏时，元庆智“为太尉主簿，事无大小，得物然后判，或十数钱，或二十钱，得便取之，府中号为‘十钱主簿’”（注：《北史》卷16《道武七王传》。）。东魏武定（543－550年）中，崔昂指责当时法狱枉滥，“至如钱绢粟麦，其状难分，径指为赃，罪从此定”（注：《北史》卷32《崔挺传》。），可见以钱计赃是普遍现象。北齐冯子琮为吏部尚书时，其妻“恃亲放纵，请谒公行，贿货填积。守宰除授，先定钱帛多少，然后奏闻”（注：《北齐书》卷40《冯子琮传》。）宋游道为司州中从事，判免三富人死刑，“得钱百五十万”（注：《北齐书》卷47《酷吏传》。）；刘粹枭首于邺市，“孙腾使客告市司，得钱五百万后听收”（注：《北齐书》卷47《酷吏传》。），连死后收尸也得花钱贿赂。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钱扮演着重要角色。赠与用钱，如北魏薛怀吉在汾州，迎来送往必“赠以钱缣，下及厮佣”（注：《魏书》卷61《薛安都传》。）；贺拔胜在荆州路过綦俊家宅，“遗之钱物”（注：《魏书》卷81《綦俊传》。）；北周天和（566－572年）年间，陆腾为招抚蛮帅冉伯犁，“结为父子，又多遗钱帛”（注：《北史》卷95《蛮传》。）。悬赏用钱在当时也比较普遍，如魏末尔朱世隆与兄弟密谋杀元晔母卫氏，故意“以千万钱募贼”（注：《北史》卷48《尔朱荣传》。）北齐时，辽阳山中有“购钱十万”以求治病的悬榜（注：《北齐书》卷49《方伎传》。）。聘礼用钱，如魏末赵起“持钱帛躬往求刘氏”（注：《北史》卷43《李崇传》。）。举债行贷用钱，如北魏“河间邢子才曾贷钱数万”（注：《魏书》卷66《崔亮传》。）；永安二年（529年），北魏政府“诏诸有公私债负，一钱以上巨万以还，悉皆禁断，不得征责”（注：《魏书》卷10《孝庄纪》。）。赎金用钱，“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注：《隋书》卷25《刑法志》。）。租赁用钱，北魏灵太后出幸时，“赁马假乘，交费钱帛”（注：《魏书》卷67《崔光传》。）。计算运力和报酬用钱，如魏世宗（500－515年）时，元燮建议从华阴、龙门伐木顺流而下可省功省力，这样可以“丁不十钱之费，人无八旬之勤”（注：《魏书》卷19下《安定王传附子燮传》。）。赌博用钱，如北齐文襄王“以《遍略》数帙质钱樗蒲”（注：《北齐书》卷39《祖莹传》。）等。 （三）钱与国家财政 首先，钱是北朝国家财政重要收入之一。北魏赋税基本上是征收实物，“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注：《魏书》68《甄琛传》。），但也有部分钱物兼征的情况，“魏朝以河南数州，乡俗绢滥，退绢一疋，征钱三百，人庶苦之。（房）谟乃表请钱绢两受，任人所乐，朝廷从之”（注：《北史》卷55《房谟传》。）；北齐河清三年（564年），规定“人欲输钱者，准上绢输钱”（注：《隋书》卷24《食货志》。）。户调也有征收钱的，如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北魏政府规定“天下绢调，四百一匹”（注：《魏书》卷11《前废帝纪》。），似可按钱折纳；北齐时，规定“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注：《隋书》卷24《食货志》。）；武平（570－576年）之后，“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注：《颜氏家训》卷7。）。北朝商业税则以征钱为主，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冬，因“国用不足”，“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即按人收取“市门钱”，店舍分五等收取市租，是否收钱不得而知。（注：《魏书》卷9《肃宗纪》：“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北史》卷4魏本纪》：“税市，人出入者，各一钱，店舍为五等”，《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门》同此，均多“出”、“各”二字。）北周闵帝元年（557年），“初除市门税”（注：《周书》卷3《闵帝纪》。《资治通鉴》卷167陈武帝永定元年胡三省注此条为“魏末盗贼群起，国用不足，税入市门者人一钱，今除之”。）；宣帝大象二年（580年），“初税入市者，人一钱”（注：《周书》卷7《宣帝纪》。《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关市门》：“复税入市者，人一钱”；《隋书》卷。）：同年五月，“罢入市税钱”（注：《周书》卷8《静帝纪》。）。可见，北朝市税虽存废不定，但市税收钱是可以肯定的。此外，盐税也征收钱，北魏“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注：《隋书》卷24《食货志》：“闵帝元年，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复兴入市之税”。）。 其次，钱是重要的国库府藏之物。北魏末年，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上书灵太后请求铸三铢钱，理由就是国库空虚，可铸钱益富，“别铸小钱，可以富益”（注：《北史》卷50《高道穆传附高谦之传》引高谦之上表。）。北齐皇建二年（561年），卢思道“私贷库钱四十万娉太原王乂女为妻”（注：《北齐书》卷42《袁聿修传》。）。河清三年（564年），孟业为东郡太守，为鼓励百姓养驴，“令宜权出库钱，贷人取办”（注：《北史》卷86《循吏传》。）。北周武成元年（559年），下诏“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注：《周书》卷4《明帝纪》。）。北朝有专门藏钱之库，史书有“钱府未充，须以杂物”（注：《魏书》卷91《术艺传》。）之语，还有专门掌管库钱之官，西魏大统九年（543年），“有大司空掌钱物典李贵……隐费钱五百万”（注：《周书》卷35《裴侠传》。），隋朝则置女官尚工局司宝“掌金玉珠玑钱货”（注：《北史》卷13《后妃传》上。）。 第三，钱是国家财政重要支出之物。北朝官吏禄秩主要是帛、绢、谷、粟、给恤、给力等实物和力役，但也部分给钱。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始班禄制，“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注：《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册府元龟》卷505《邦计部·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斗”。），到太和十九年后，“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北齐天保元年，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奉绢三万匹，钱一千万，粟二万石”，实为赏赐性质（注：《魏书》卷12《孝静纪》。）；天保七年定禄秩：“禄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注：《隋书》卷27《百官志》中，《北齐书》同此。《北史》卷5《魏本纪》五：“奉绢一万疋，钱一万贯。粟二万石”。）。隋初，“以百僚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注：《北史》卷75《苏孝慈传》。），即公廨钱。 赐钱是政府支出的另一大宗。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最多，兹不一一罗列。笔者粗略统计，《魏书》载赐钱26次，分别是：世祖时1次，高祖时10次，世宗时7次，肃宗时1次，孝庄时1次，数量以一二十万居多，最多者一次达百万：《北齐书》载赐钱8次，数额巨大，多至百万（二次），甚至千万；《周书》载赐钱13次，一般为三十万以下，按北周实行大钱，以一当十，十万实则百万。北朝赐钱次数之多、数量之大，也反映出钱币贮藏较多和使用的广泛性。 总之，北朝后期钱币使用范围日益扩大，除继续发挥交换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基本职能外，还广泛用于社会生活和国家财政的各个方面，如聚敛、赎金、借贷、馈赠、贪污、赋税、库藏、俸禄、资费、赏赐等多用钱币，可以说钱币使用关乎国计民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货币经济的复苏和发展状况。何兹全先生指出南朝钱币使用的范围和区域一天天扩大，谷帛使用范围和区域一天天缩小，这种趋势在北朝同样存在。当然，南北朝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总体看来，北朝实物经济色彩浓于南朝，南朝货币经济较北朝发达一些。至于北朝存在的钱币短缺、私铸滥恶、流通混乱等现象，南朝同样存在（何先生认为南朝钱币的根本问题是钱币数量缺乏即筹码不足问题，其他问题居其次），这是战乱时期共性的问题，很难说南北朝有多大的差别。在分裂割据、战争频繁的历史背景下，这些问题也始终得不到妥善解决，制约了商品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隋朝统一南北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中央集权加强，各地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货币流通逐步统一，商品经济也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