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前言 医生 作者:罗得 前言 最近我一直思考着很多很多年以前和我祖母的一次谈话。我去她那里告诉她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被医学院录取了。她却回答说；“医生是不错——只要你不需要他们。”我很生气，本来盼望她会很高兴，并为我而骄傲，却不料她的反应令我震惊。 不久后，我开始行医，对我祖母的意思有了些模糊的认识。我的第一个病人是出诊看一个发烧的男人，也是第一次为自己的服务收取费用。当看诊结束时病人问:“多少钱？”我尴尬地不知如何回答，就很快地说：“十块钱”。出乎我的意料，他似乎很满意，付了钱还感谢我的帮助。 “这真是一门发疯的行当啊，我居然从别人的痛苦中赚钱谋生，”我自己暗想。我告诉病人他得的是流感，虽然我还不十分确定，但能肯定的是，假如他不看我，也会好的。 金钱是一种能很快抚平良心伤口的油膏。我继续行医，而且事业兴旺，我热爱我的专业，并将我的三个儿子都培养成了医生。 多年来，孩子们有病，我都会请医生，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同事替自己的儿子看病，误诊了阑尾穿孔，以后他就和那道手术刀疤一起活了一辈子。我妻子病了，我也是请医生，因为我认识一位病理科医生替他太太看病，漏诊了卵巢癌。但不管什么时候我自己病了，我给我自己治疗，医生不是我所需要的。现在我才认识到，我一生中不看医生就是害怕他们会对我说些什么，毋庸多言，我知道他们的本领有限。 我一直很幸运，然而终于有一天该轮到我了，我陷入了困境，几乎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那是不治之症。 我得了病，就像我的病人一样，要求我的医生们是神，但他们不是。我还要他们懂得我的病，我的感觉，我对医生的需要。这些事请他们应该做好，但并非人人如此。 曾有一种说法，要做一个医生，你必须先做一个病人。而在我自己，直到行医五十年后，才作了一回病人，直到那时候才知道医生和病人不在同一条车道上，你站在床边和躺在床上所持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假如我能回到过去，我的所作所为将会完全不同，遗憾的是谁也不会有这种机会。我能做的只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到一些东西。 爱德华.卢森堡医生 前言在线阅读 前言 - 发病 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 在我七十岁生日那天，我向医院提交了一分活体组织检查（活检）的申请报告。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这家医院里，我已做了四十多年的医生，我曾经是医疗部主任和同仁会主席；今年我的大儿子理查德成了同仁会的主席。在先前的岁月，我有过一万五千次像个国王似地走进专用的大门，按亮了通知电话接线员我已来上班的指示灯，而后便像一阵风似的边和身边的人道个早安，边走向标有“个人专用”的电梯。 但今天完全不一样了，我是普通民众的一员，必须坐在大厅里等候工作人员的叫号。四十年来，哪怕我在这医院里只呆过一天吧，她还是要问我叫什么名字，中间名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生日和近亲的姓名，紧急情况时该通知谁，和，最重要的，医疗保险的承保公司。这些问题我听过何止上千遍，但今天其含义就完全不同了。“宗教”意味着你是否需要牧师？是否需要最终的宗教仪式？“近亲”意味着通知谁来搬运你的尸体？“保险承保者”则意味着谁来付帐？ 在过去，我送去医院的病人从来没有被拒过。偶尔我也会接到营业事务办公室的电话，说这个病人没有保险，或这个病人是接受福利救济的，或这个病人保险额度已过，我都会满不在乎的回答；“明天我会和入院处商量”。我的病人就入院了，我有足够的威信去打破规矩。随着医院财务状况的变化和行政部门的新人进入，我的影响力退潮了。将来总有一天，除非是急症，我是无法让病人住院了。即使是现在，一个没有医生帮助的病人会发生什么事呢？急诊对 医院而言是小事一桩，但对病人而言就完全不一样了。 等待和填表打字花了几乎一个小时，特别令人厌烦。我刚做医生时认识一位大夫，他特别在乎钞票，他收病人住院时总是亲自办理病人的入院手续。他让秘书呆在一旁，又把病人引到另一个房间，自己又返回到住院处向办事员提供一切必需的资料。我还笑过他的小家子气，但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那些病人会愿意付给那医生可怕的费用了。 我走进接待室，我的双腿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喉咙，但我必须按医院的陋规陈钜，不能自己走入而被按在轮椅上。而后是一连串无礼的对待，他们拿走了我的全部衣服，给了我一件又瘦又小的病人服。我是个大块头，又高，又是桶状，试着将这件衣服套在头颈上，但短得连身体的重要部位都遮不住。衣服太紧了，后背又是开着的，我觉得像一个裸体的新生儿，突然陷入了无助之中。 躺在医院房间的床上也是一种新的体验。我曾有过几千次在这同样的房间里，但是以不同的姿态。那时我是指挥者，衣着整齐，笔挺站立着俯视躺在床上无助的病人。现在我就是那个病人，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尊严已被剥除，我不再是个头儿，我像一个婴儿一样被对待。 早晨已过，我开始安顿下来。护士拿着又一张纸进来要我签名，上面用细小的字母印着有关手术和麻醉风险的长长的法律文件。在接待室的办公桌上，我已签署了一份，那是为解脱医院的责任而备的，而这一份是保护外科医生和麻醉师的。为什么起初不放在一起签呢？我不懂。 我对这些法律文件是懂的，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人总是担心被病人告上法院，尤其是法律已规定了病人必须完全被告知存在的风险和可能的选择。不过这些文件表格鲜有被解释和通读的。 我的儿媳妇路易丝是个律师，当她在医院里分娩时，就在被推进产房时，护士递给了她一份同意书。路易丝抗议说，“我所有的律师训练都禁止我在既没阅读又不理解的情况下签字。”受惊的护士就请医生来对付这位难缠的病人。医生花了几分钟，平静地解释麻醉可能会导致死亡或瘫痪。路易丝害怕而又无助地看着她的医生丈夫，理查德，他很快地说，“签名吧。” 我也在我的同意书上签了名，还要做什么？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被送入院做子切除，因为她还年轻，外科大夫要求她丈夫也要签字，这位丈夫拒绝了。“你是赌博啊”，外科大夫说，“不签字耽误你自己，星期四是高尔夫球日，明天在办公室见你吧。”说完，他就离开了医院。 我可不愿意做任何耽搁我手术的事情。我预约的时间是中午，但我被要求早上七点以前来医院。我还算是辛运的，那些预约在八点的病人被要求清晨五点来医院。一百多年来的传统是病人应在手术前晚入院，但去年这程序改了。许多医院都让病人在手术的当天入院，这并非是什么科学研究表明对病人有好处，而是因为这样对医院有好处。现在医院收费是据病例而非据住院天数，故病人住院日子越少，医院赚钱越多。 入院手续办了一个小时，而后四个小时焦虑的等待，比死还难过。我试图看书，但集中不了注意力，便和太太说些空泛而不重要的事情。中午时分，一个护士带来了一个让我铁了心要离开医院的坏消息，我的手术室已准备就绪，但手术医生不在，他在其它医院里因手术延误而要迟到了。这消息令人沮丧，我意识到外科医生们总是把最容易的手术安排在最后，现在这位手术医生够他奔忙的了，他必须在大手术和小手术之间增加一次车辆的往返。尽管他赶到时也许已疲力尽，但为了不延误下午的安排，他不得不匆忙工作，就这样牺牲了我的利益而成全了他的计划。这就是对待同仁的卑劣之处。 现在是午餐时间，所以我还考虑到麻醉师。现代化的麻醉机器是一个复杂的机械系统，必须由专家纵。倘若麻醉师肚子饿了，要去走廊取块三明治或喝一杯橙汁，他便会将机器交付助手，并设置在自动挡上。 发病在线阅读 发病 - 发病2 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2 这个麻醉师是我儿子理查德为我选择的。昨天黄昏，理查德打电话给我询问活检的事，我肯定地回答他，“不用担心，这只是个小手术。” “我知道，”他回答，“你的医生奥.凯特是不错，但风险不是在手术，而是在全身麻醉。”“你说的对，”我同意说，“我没有想到，因此让奥.凯特去挑选麻醉师了。”而后我就给理查德上课了：“在我还是高年级的医学生时，扁桃体切除都是局部麻醉。我见证了一次手术，当开刀医生给一侧扁桃体注后，这个十六岁大的病人几乎死了过去。原来是新来的学生护士递给的注器里不是局麻用的努夫卡因而是可卡因。”“二次大战时期，硫贲吐钠是新型静脉用麻醉剂，当医生开刀时，我们都热衷于给士兵注这种药物。后来我们意识到有些伤员不是死于手术而是死于麻醉。”“我还知道有些病人术前注吗啡，但没等手术就死了，究竟是剂量错误还是特殊的过敏，从来没人知道。”“所以你为什么不给比尔叔叔打电话呢？”理查德打断了我的激烈的长篇演说，“他每天都在开刀房，他认识所有的麻醉师。” 比尔是我兄弟，也是一位年富力强的外科医生。“但愿我能找到他，”我告诉理查德，“他外出钓鱼去了，你知道他去钓鱼是咋回事，戴着一顶塞满羽毛的旧帽子，带着一个印度朋友，只要他登上霍特山，闻到了鱼的气味，就什么都忘了。现在他在那里，我想半夜之前他不会回家。你是大人物，有权，又是同仁会主席，找个最好的麻醉师，你行。” 一会儿以后，理查德打回电给我，他为我挑了一个麻醉师。 现在我等候在医院的房间里，尽管挂心着麻醉师的午餐，我还是对太太说：“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有回报啊，我十分放心，有好的手术医生和顶级的麻醉师。” 最后，手术的时间到了，护士走进房间，但她像对待一个小孩子似的对待我。我知道她并无恶意，只是尴尬而已。她还不到二十五岁，我一直是她的老板，而现在她却要告诉我怎样做。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她就把盖在我身上的被单移走了，我躺在床上，几乎像□，唯一穿着的是只有长及屁股的医院外袍。她要帮我转移到小车上去，我不要她帮忙，我还不至于如此无能。我坐上小车后她又把这薄薄的被单盖在我身上。这被单薄得，我想每个人都能看透。然后我被推着从走廊进入电梯，电梯里其他的乘客朝下看着我，让我再一次的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总算下到了手术室，很高兴的是见到了麻醉师，他和我打了招呼便开始静脉注，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在休息室里了，每个人都在微笑。握着我手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护士，如此开心的感觉证实了麻醉对我身体和大脑都没有损害。 不久我被送回自己的房间，手术医生来看我，面带笑容地安慰我，他发现了一个息，不用病理检查他就能向我保证它是良的。 我并不高枕无忧，外行也就信了，但我懂得更多。当我还是个实习医生时就学习到一个外科医生光凭眼看原始标本是决定不了有没有肿瘤的，显微镜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圣路易斯实习的第一周，有一个名叫阿肯达的病人，是四十五岁正当壮年的一个高大魁梧的爱尔兰裔救火员。我只有二十三岁，充满理想，并坚信医生是永远正确的。一位和我一起手术前洗手的世界著名外科医生打开了这个病人的肚子，朝里看了一眼，举起双手说；“不能手术，癌。”然后很快地关上了肚子，将病人送回病房等死。 因为我是医生团队中最年轻的，学长认为让我去向家属通报这个坏消息，对我也许会是一个不错的经历。但医学院没有教过这个，我不知道从何着手。我找到了病人的妻子，一个漂亮的爱尔兰女人，有着一双大大的棕色眼睛和咖啡色头发，正在大厅中焦急地等待。我尽可能温和地告诉她，她的丈夫得了手术不了的癌。开始她吃惊的直盯着我，而后恢复过来后，无声的眼泪流下了脸颊，她走近来握着我的手问；“他还能活多久？”“最多六个月。”我告诉她，而后我想为什么我要成为一个医生呢。 一年后，我在街上遇到了阿肯达夫人，“事情怎么样？”我问，其实就是问你丈夫什么时候死的？她懂得我意思，回答说；“都很好啊，他又回去干救火员了。” “怎么回事啊？” “我们就是等，但六个月过去他还活着，我们就去看另一个医生，并动了手术。你们错了，阿肯达本没有生癌，他只是得了胰腺炎。” 那个早年的经历教会了我，在没有显微镜的组织检验之前，千万不要贸然诊断，尤其不可作出或相信一个肿瘤的诊断。 我知道，不要给病人作出生命的预后，而应该给已经绝望的病人和家属以鼓励，总会有病人存活的，这是奇迹吗？我并不认为，但我也解释不了。 我自己的病就是手术前六个月开始的。我的声音有些变化，什么原因呢？有些感冒，年纪也大了。每个人都会感冒，但几天以后就会好，而我却没有。我持续的声音嘶哑，这个不能忽视，但我忙得没有时间去看医生。我太太催促不断，最终我勉强去看了她为我预约的医生，我们的朋友，喉鼻咽科的奥.凯特医生。 他花了五分钟将咽喉镜伸入我的喉咙看了看，然后拍着我的背说：“我看不到什么，爱德，可能是小感冒吧。假如你不过敏的话就用点抗生素，试用些青霉素。我这里有些样品，再给你些抗过敏的样品，都试一试，它们会有效的。还有，试一下蒸汽吸入。” 我喜欢他，他说了我要听的话。只是回家后，我将样品药都扔入了垃圾桶，既没有买蒸汽吸入器，也没有服青霉素，我的声音嘶哑依然。 “怪不得你还不见好，”太太说，“你没有按医生告诉你的去做呀。” “我不相信医生，”我解释说，“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便给你些药。我可不相信随便服用青霉素，尤其是感冒，本没有帮助。你用了不需要的药物，只会有毒。” 二月份，我的声音嘶哑又如发病之初了。不过我想自己没病，一不发烧，二无疼痛，胃口不变，再说我的医生也说我一切都好。我确信我是健康的，倒是我太太有病，她发热，咳嗽而且疲劳。我有理由为她担心，因为他腺癌切除后已有很长时间了。我害怕癌已扩展到肺部，坚持他去看肺科医生。肺科医生替他照了x光，果然如我所害怕的，她肺上有些斑点，于是医生又介绍做支气管镜检查。“我们必须确认她没有得癌，”医生向我解释，我同意他的说法。 而后，我就像那些自己生了病的医生通常做的那样，避免紧张，往后推迟一些自己常规的门诊病人。在大厅的角落里拉住一个同事，一起喝上杯咖啡，向他叙述自己的症状。这有个专业名称，叫做“街沿石会诊”——免费，快捷，无痛，但也常常价值不大。 发病2在线阅读 发病2 - 发病3 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3 在肺科医生的办公室，在没有正式预约的情况下，我鼓起勇气对他说，“只要在看她的时候，也替我看一下，我有持续的声音嘶哑。” 尽管他很忙，而且我又没有预约，他还是客气地替我照了一张x 光片，看了片子以后确定正常。然后又用器械伸入我的喉咙，检查咽喉。很快他把器械又拿了出来，在我喉内喷了些局部麻醉药，再次小心的看了看，对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完全放心了，两个医生都确信没有什么值得警觉的问题，我脑子里就想没有必要再去按常规预约看病了。 我太太的检查很彻底，服镇静剂后做了肺部支气管镜检查，那是个我可不愿意做的检查。医生确信地对我们说：“你们两个都万事大吉啦。” 我太太的发热，咳嗽是消失了，但我的声音嘶哑依然徘徊不去。我没有病，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严重问题，两位专科医生也是如此对我说。他们都是很好的医生，因为我给他们都转诊过病人。 虽然声音嘶哑，我继续工作。到三月底，病人常常会评论说，“你看来不大对呀”，还关切地问我，“你生病了吗？” 我知道感冒不是这问题的原因，何况感冒早已好了。虽然我意识到什么，但对朋友和家里还是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原因可寻，免得他们长期追踪，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 最后，在绝望之中，我的太太，娣，没有征得我同意，又预约了一次奥.凯特医生。因为我焦虑不安，尽管我装做若无其事，我还是早早地到了医院。医生就像接待同事似的接待了我，他的侯诊室里坐得满满的，但我并没有按次序等候。他对我微笑，握手，然后第三次检查了我的声带。“没问题，”他说，“可能有一点水肿，可能有一点炎症，但没什么可担心的，你用了青霉素和蒸汽吸入了吗？” “没有。” “怪不得你还没有好。”他温和地责备了我，然后走向抽斗将另一堆样品交给了我。 “奥，”我笑了，“留给你的病人吧，还能管骗一阵子，对我，则无用。假如这只是简单的感冒，你抽斗中没有能治好我的药。奥，我需要的是确信没有得癌。” “这些药可能治不好你的病，但可让你感觉好一些。”奥坚持地说。 “你让我想起了戴维.库特曼，”我对他讲了个故事。 “戴维和我在军队时是同一小组的，他来自于新泽西州，比我们这些新鲜出炉的住院医生要年长些，他很乐意告诉我们他在其他地方医院里是怎样行医的。那时候婴孩的一大毛病是腹泻，无特效药治疗。戴维说他的方法便是，当孩子的母亲向你求助时，告诉她，给孩子喝**汤。特别关照她煮汤的**必须是八天大的**，七天或九天大的也不行，一定要实足八天的**。她于是会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去市场搜寻那只**，你也就摆脱了发疯似的不断打给你的电话。到她再给你打电话时，小婴孩的病已好了。” “奥，不要把我当个病人来治疗，把我当个医生来治疗。”我也坚持着。 虽然候诊室里满满的都是人，但奥又花了十五分钟告诉我，他已成了市场上一种新医疗器械的合伙人。 我很满意，很喜欢奥，我知道没有生癌，而且我的同事给了我一个医生应得到的治疗。 其实，当奥。凯特医生把我从候诊次序中挑出来时，我就应该会有预感，就像我治疗过许多医生和他们的家属一样，采取不同于其他病人的治疗，就是在制造错误。 一星期后，奥经过我办公室来看看我怎么样。对呀，我想，我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不过，我给他转诊过许多病人，还有，我们俩都同意在我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可以安排一些非专业的考虑。 “我没有更好一点，”我告诉他。 “我给你带来了最后的治疗方法，”他说，“你的问题可能是过敏，试一试这考的松吸入剂。” “不行，”我说：“我不能用，考的松我已用了好多年，它的副作用够危险的了，我正在一年比一年少用，除非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我才用它。” “这是新的使用途径，不会有副作用，你是吸入它。” 无奈之余，我用了十天的考的松吸入剂，因为我渴望能有所好转，我竭力的说服自己它会有效，希望无论如何只是个过敏而已。然而事实是声音嘶哑没有消失。 四月份我的下颌疼痛，去看了一位新的年轻的牙科医生。他敲了敲我的牙齿，拍了x 光片，便说，“你的牙齿是好的，你是咬合不齐。” 我对太太说：“这些年来，凡我去看过的牙科医生，没有一个发现我有咬合不齐的问题，这小伙子真聪敏，知识更新快。” 我签了同意书后，这位牙科医生给我的一个臼齿磨了一下，然后说，“现在你一切都好了。” 我回家后并没有一切都好，牙痛依旧。我等了一星期后又去找这位牙科医生，他还是说，“你牙齿没问题啦，只是咬合不齐。”又把那颗臼齿磨得更多一些，检查了我的咬合情况，确信地说，“现在你一切都好了。” 我回家后有两个晚上睡觉没有疼，但第三天夜里牙疼又回来了。我又去磨了更多，两天后，星期六的早晨，牙疼得我醒过来，半个牙都掉了下来！ “天啊！”我再去看他时，他说，“我磨错了一个牙。”最终他将我送到专家那里做管治疗，那个牙齿被拔掉了。 牙科医生的账单很快就送来了，三次门诊三百元。我不准备付帐，但是我想起了我自己不知有多少次对待病人也是既没有诊断，也没有处方的不适当方式，我照样给病人寄帐单。事实上，有一次我还收到一位女病人写来的信，她写道：“医生，我住院时，我的医生请你来会诊，你认为我处在昏迷之中，其实我本没有。我双眼紧闭你就被骗了，我听见你说什么。你站在我床脚边对我的医生说，‘我不知道，我正好不知道。’医生，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不愿付的账单，我愿意为你知道而付费，但不愿意为你不知道而付费。” 这段记忆让我付清了这位牙科医生的账单。 牙髓病专家替我施行管治疗后嘱咐我预防的服些青霉素，以防止牙齿脓肿。现在我有了服用青霉素的双重理由了：持续的声音嘶哑和齿科医生的嘱咐。不情愿地，我服从了医嘱。 我对青霉素很有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前，肺炎导致死亡而没有有效的治疗。1941年在军中，我受命去英格兰的奥克斯福特的一所医院，见证了一种新的秘密武器。一个伦敦警察因肺炎而濒临死亡，他被注了一剂青霉素，第二天就被拯救过来了。后来在诺曼底登陆战中，我因替伤员施用青霉素而获得一枚铜质金星奖章。 随着时间的推移，青霉素的缺点也日渐曝露，有些细菌变得抗药使青霉素不再有效。过度使用青霉素的医院反而成了感染的高发之处，因为对青霉素敏感的细菌被杀灭以后，那些有抗药的细菌成了主要的感染源，这种情况下，葡萄球菌皮肤感染就会蔓延。我知道一个被标记为“童床死亡”的新生儿实际上是死于青霉素过敏反应，是一位过分热心的儿科医生用青霉素去治疗普通感冒。 病人常常因伤风感冒而要求打青霉素针，因为我有经验，知道青霉素对普通感冒毫无疗效，故坚持拒绝这种要求。我曾经治疗过因青霉素使用不当而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皮肤反应和继发腹泻。尽管如此，要让病人相信青霉素无用还是很困难的。 医院有监督委员会来管制抗菌素的使用和医疗规则的实施，但医院之外的开业医生就没有这种管制了。在我则是能避免就尽量避免使用青霉素。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声音嘶哑不是青霉素的适应症，但我不是齿科专家，牙医认为我有脓肿，且有发展成严重感染的危险，只有青霉素可以预防。我勉强地完成了医嘱，但一无结果。在声音嘶哑又持续了六周后，我躺到了这个医院的床上。 发病3在线阅读 发病3 - 发病4 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4 在探查手术后的下午我离开了医院，第二天早晨在家中醒来后，焦虑不安地等待着病理报告。不一会儿，我就坐立不安，便走到外面院子去消除些紧张。最后，中午时分，娣走出来告诉我，凯特医生来过电话了，病理医生的结论是组织切片良。我知道有些标记为良的病理切片，后来被证实为恶，或者可能恶变。当然在这个病例，我不允许自己怀疑，我欢迎这个报告，并变得轻松。 手术后，我的声音变坏了，声音嘶哑又继续了一，二个星期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不用担心，”他说，“声带复原是慢慢的，你很快就能正常讲话了。” 我让我的朋友们，我的家庭，我的病人们都放心：我没有病！不过讲话的问题始终存在。免费的忠告丰富极了“停止说话。”“喝仙人掌汁。”“休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建议。我用低沉沙哑的嗓音说话，但我喜欢这些免费的忠告，让我觉着朋友们对我的关心。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对病人从亲戚，朋友，陌生人那里听取建议最为忿恨，在我那一代人，即使是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医生的话就是法律，没有可疑问的。我常常对病人说：“我化了一辈子治疗你这 种病，如果连我都不知道，你的邻居怎么会知道？我有医生执照，他们没有。随后我会递给他们一本由美国医学会出版的小册子，里面解释为什么应该听我的，而不是去听任何其他人的。 奥烈佛.杰森，我的一位关节炎病人，是一位医生的母亲，出于对她儿子的礼貌，我没有收她费。作为回报，在圣诞节期间，她送了我一个小礼物——六本书。该书的作者写道，他不是个医生而是个实验室技术员，他对体内体知道很多，他建议用大量的鳕鱼的鱼肝油来润滑关节。我猜想杰森夫人给我这么多书是为了让我分发给我的病人。当时，不是现在，我真的很恼怒，因为我理解杰森夫人礼物对我的意义。她被拖累了好几个月，而我没有帮助到她，无怪乎她又到其它地方去寻医了。 回到我自己这个病例，我已有过三次检查和一次手术，而声音嘶哑继续加剧，我阅读了所有令人不安的材料，并以极大的意志力没有将其转送给凯特医生，以免对他有侮辱之嫌。 手术后两个月，我还是没有好转，但我没有去寻找第二个方案。这就违背了一个基本法则：在一段可信的时间内，如果没有明确的反应，你就必须寻求第二方案。现在已经错过太长时间了。 作为变化，我还试服了咳嗽药水，整整的六瓶。以前我责备过病人服用这种东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曾看过的两个医生中就有一位劝我服用咳嗽药水。在一次晚餐聚会中，林医生觉得我——因不能和她交谈——特别可怜，便给了我一些她自己的咳嗽药水。据说她从小就喝这种特别的，药房里没有而只能在健康食品商店中才能买到的药水。为了不让人看见我在买这种药水，我让娣替我去买。喝了六瓶之后，我放弃了，只能给凯特医生打电话。 听完我讲之后，他说：“你的声带完全没问题，这是神的，我送你去看医学院的语言诊所。” 我太了解了，有太多的医生用这种诊断来掩盖自己的失败，但我又一次的赞同了他的观点，因为这就意味着我得的是一种可对付的毛病。 我父亲告诉过我情绪会影响疾病。我老爸有很厉害的头痛，每一，二个星期便会发作一次，在最疼的几天里，他不得不停下他的工作——在奥玛哈，普特街上我家的加油站里为汽车加油。母亲将他从油泵前替换下来，让他回到后面屋子里休息。他瘫倒在油桶之间的靠椅上，把窗子的遮阳板拉下，用一块湿毛巾盖在头上，如此痛苦一天。 当两个儿子上学而丈夫生病时，我母亲就亲自在加油站工作。那个时候加油泵还不是电动的，都得用手作，她无法不让双手沾满油污。假如一辆摩托车驶进加油站的话，还必须清洁气化器，和调换点火塞，这些事她都能做。而摩托骑士站在一边不信任地看着她，一边还摇着头。这真让人难为情，哪一个人的妈妈会去干一个男人的活而让双手沾满油污？没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会这么做！但是她坚持她能够做一个男人做的任何工作。她对我说：“做又脏又不体面的工作并不丢脸，只要是诚实而正当的工作。” 在1934年，我十九岁，老爸正在头疼发作的最厉害的几天，我和妈妈在油泵前收到了一封最重要的信件——我被医学院录取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犹太裔学生要进医学院是相当难的，所有学校对录取的犹太裔学生都有严格的定额。作为一个犹太学生进入医学院意味着十分出色的学术成就。即使如此还不够，还很可能被招生委员会的临时萌生的怪念头而排除在外：“他不是一个绅士”或者“他不是我们同类。” 我读了信，奔向后屋去告诉父亲，他的头疼顿时没有了，他把湿布头扔在一边，打开了窗子，回到了外边和我们一起工作。 “爸，”我告诉他，“我需要二十五元钱预付款来保留我的位子。” “不用担心，”他向我保证，“我会找到钱的。” “学费是二百元一年，”我提醒他。 “我们会挣到的。” “怎么挣？” “我再辛苦些工作，”老爸说。 “爸，你已经一周七天，从早晨七点做到晚上十点，工作，吃饭和睡觉，全部时间都用完了，还怎么能再辛苦些工作？” “我让加油站在早晨六点开门，我们漏掉了一些清晨的生意。” “你的头疼怎么办？” “当我的大儿子是一个医生了，我再也不会有什么头疼。” 我很幸运自己出生在奥玛哈，假如我生在纽约，那就不得不和大批的犹太人竟争了，要进医学院也就谈何容易了。我的祖父，母是在世纪交接时移居到奥玛哈来的，他们的原籍是在乌克兰的一个小村镇，他们通过爱丽丝岛先定居在纽约，但从小村镇出来的他们很难调整适应新的文化和大城市的生活。他们在糖果店打工，一待攒够了买一张火车票的钱，他们便向着奥玛哈，加入到来自同一村镇的亲戚和同胞之中。奥玛哈没有高楼，公寓或出租屋，每个家庭依自己的穷富程度都有一个不同的屋子和院子。排犹主义是存在的，但并不太明显和公开。犹太人自动地聚居在自己的社区中，附近就有自己的铺，符合教规的洗浴房和犹太教堂。 我在奥玛哈长大的时候，它只有二十万人口，但有一万犹太人。城市边界就是第十六街，我和爷爷一起驾着他的马车去附近的农庄购买新鲜的水果和疏菜。城里有三个正统的犹太教堂，一个改革派会所和一个保守派会堂，犹太社区内大家关系密切，没有一个成员会依靠社会慈善的施舍而生活。大部分的第一代犹太移民都是做小贩，收旧货，拣破烂和开小商店。他们的一些小孩则在百货商店做售货员或在铁路上工作。政府机构，银行，大公司对他们是不开放的。至于在专业领域，法律是开放的，医学和齿科则有配额限制，要想得到一个工程师的职位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会预料到某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医生和大学招生委员会的成员，我的四个儿子会在哈佛或耶鲁获得学位。 虽然我接受了这种诊断；我的病是神的，但我知道这种诊断可能包含着可怕的差错。我的侄子比利十五岁时，格突然变化，过去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男孩，对自然和科学特别有兴趣，突然之间他对上学失去了兴趣，不断地和姐姐吵架，对抗父母。我送他去看神经科医生，医生确信是神障碍，是典型的儿童步入青少年麻烦期，心理医生也同意此说。比利接受了三个月的心理治疗。后来，当他的体征变化发生以后，诊断就明确了，他在六个月内死于脑瘤。 我自己的诊断并不令人信服，不过我的工作，家庭和一切依然让我感到舒坦，所以我还是接受了凯特医生的意见，我的病是神心理的，并去看了一次语言诊所，虽然打从1948年我在医学院开始教授内科和心脏科起就从来没有去光顾过。那时候，我最后感兴趣的学科——风湿病学，还不能算是一门正规的学科，因为那时对风湿病人几乎无事可做，所以许多医生觉得风湿病最好还是留给江湖医生去对付。1950年考的松发明了，并可治疗风湿病，风湿病学才被承认为一门专业。在梅耶医疗中心，我和因发明考的松而分享诺贝尔奖的费尔.享区医生共事了一段时间后，我成了美国为数不多的受过正规风湿病治疗训练的医生之一。我是俄勒冈健康科学大学风湿病专科的创建者。随着长年来的进展和我声誉在西北地区的传开，我开始医治更多的关节炎而愈来愈少看一般的毛病。 以前，我连想也没有想过去语言诊所，当我一穿过校园进入它的候诊室时，总觉得来错了地方。房间里满是小孩，母亲和玩具，在我考虑是不是退出去的时候，一位语言治疗师将我紧紧地拖住了，我随着她一直进到一间小房间，她让我坐下后第一个问题便是；“你还认得出我吗？” 我不得不承认，认不出来。“我有关节炎，二十年前是你的病人。” 我没有回答，这种情况总是使我不安，因为我知道关节炎很少有治愈的，我怀疑这位被我治疗失败的女人，现在该轮到我做她的病人了。 这位治疗师用录音带记录了我的声音，而后指导我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抽烟，不喝酒，多运动，健康的食品，一天十杯水，神放松，房间内用一个冷水蒸发器。虽然我不抽不喝，但没有运动，体重过重，故我同意合作。“你是对的，”我告诉她，“我将每天走路，去安一个蒸发器，并尽量放松。”我决定要成为一个模范病人和开始体育锻炼。以前我从不锻炼，通常在出门上班之前绕着自家的花园走一圈。现在我决计傍晚下班回家后绕着花园再走一圈以完成我的每天运动计划。总而言之，我在一边欣赏我的玫瑰，杜鹃，山茶， 木兰等花卉和竹林时，一边走了三千步。波特兰气候温和，山茶花在二月开花，四月份接着是大如椰子般的巨型杜鹃花，五月中旬则是小杜鹃花和木兰花，接着还有樱桃花，整个城市就成了五彩缤纷的花之都。即使是最穷的社区，院子里也都是鲜花。到了七月，我家花园的后半部便是葱翠繁华的水果和蔬菜，还有茂盛兴旺的樱桃，草莓和各种干果。其中有种苹樱桃，原产西北，是珍贵品种，后来专门供应给皇家贵族，并用来酿制马拉斯金樱桃酒。到十二月，要开始准备圣诞树了，全国的圣诞树一大部分都是生长在我家四周几英里的范围之内。 现在我有些改变，决定增加步行。波特兰有179座公园，从我家过街就是豪特植物园，里面有23英里长的登山小径和来自全世界的各种树木。进入这凉凉的森林之中就像置身于荒野一样，除了几个爬山客以外，既无车辆的身影也无城市之喧闹。我的新计划就是沿着波光粼粼的小溪，在树荫小道上步行。我听见各种过去从未听见过的鸟鸣，我得承认，尽管这公园仅离我住了三十年的居屋一街之隔，我却几乎没有走过这些小道，我太忙了！ 我想起了一个读过的故事，有一个园林工人觉得特别对不起他的主人，因为这位主人每天早上七点钟就得去城里工作，以赚得足够的钱而使这个园林工人能享受这个园子。我也是这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而错失了我周围的世界。 我按治疗师所嘱，做了她要求的每一项，但并不收效。在第二次看她时便问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放松，”她回答。“我还从来没有如此放松过呢。”“我做给你看，”她说，“这里，感觉一下你颈部的肌是多么紧张。”她将我的手放在我颈部的肌上。“对，对。”我说，其实我真得并不觉得肌有什么不同之处，不过我不想伤害她的感受。保持沉默往往是病人的一种反应，不去惹恼医生，否则他或她会不喜欢你，不会给你最好的治疗。现在这个顿悟令我自己吃惊，以前我了解病人的这种心态吗？我和病人的关系是否早已因这种原因而改变了呢？我不能肯定。 当我去看第三次的预约门诊时，语言诊所的医疗主任杜伏医生也在那儿，何不问问他呢。 “我要把你的声带做成电影，”他对我解释，“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你哪里做的不对，我们可以训练你正确的发声。”他把一又细又软，尽头有一小灯的管子附着到照相机上，让我尽量张大嘴巴，然后将这小灯伸入我喉咙，并开始照相。 发病4在线阅读 发病4 - 发病5 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5 从治疗师可怕的脸上和医生的皱眉中，我被告之大事不妙。他将器械从我喉中取出后就给我展示声带的影像，在将病变放大的照片上，我看到红肿发炎的声带和巨大的溃疡，我觉得我的胃都要翻出来了，就像进医学院第一天，用解剖刀入尸体时的感觉一样。多年的训练已经使我习惯了血污景象，但这次不同，这次是在自己身上，我又回到了学医的第一天。 杜伏医生温和的对我说，“你得了一个肿瘤，”又补充说，“x光治疗可能有用。”即使他没有说出这个词，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是我得了癌。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丑陋的溃疡，我明白对它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 假如杜伏医生随从通行的医疗惯例，他就不会对我说一个字，他会让我转诊到另一个医生预约一次重复检查，然后他会私密地将正确的诊断告诉我的医生。这样，我，作为一个病人就不会知道我自己的医生所犯的错误。所以尽管消息是令人痛苦的，我还是庆幸自己没有在这惯例中通行。我知道杜伏医生是为此付出代价的，他将失去转诊病人，因为凯特医生可能再也不会给他送去一个病人了。杜伏医生是遵循了一条良善的规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曾教导我的：“符合道德的规则是病人利益至上，而非医生利益至上。” “你还需要一个彻底的检查，”杜伏医生继续说，“半小时后我在办公室见你，我会让秘书替你登记和准备好病历卡。” 在穿过校园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是受到了特殊的照顾，不需要做登记手续，医生打破他自己的时间安排为我检查，但是我仍然对他不满，不愿意相信他。全部经过的事实在我脑中回放了一遍，声音嘶哑，这是事实，不错，但我没有生病。两位优秀的资深医师最早安慰我，只是小小的嗓子问题。我就在医学院为改善讲话而进行发声治疗，没有看过一个医生。 现在，这个年轻家伙，比我小三十岁，毫不客气的提出了癌的可能，他有什么权力这么做？我是医生，只有我告诉别人得了癌，从没有一个人对我说，我得了癌。医生有免疫力，他们不会生病。 他年轻，热情有余而经验不足，他想让我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我真不该到医学院来，谁能仅仅凭着一眼便能告诉你是癌还是不是癌，这孩子还没做活检呢！待我回过神来，不免又想到了他，年纪轻轻，高高瘦瘦，蓝眼睛，一头浓密的头发和修剪整齐的胡子，外表威严，像电视肥皂剧中的医生。但我不喜欢他，他对我讲了我从未料到和不愿意听到的事情。 总之，我是一个有五十年经验的内科医生，而且在卢森堡家族里有九个医生为我保驾。大儿子里查德是神经科医生，二儿子杰米是风湿科医生，他的妻子桑德拉是心藏科医生，我的第三个儿子霍华德和他妻子玛西亚都是心理医师。（我第四个儿子啃尼，一个异数，是个律师。）我和弟弟比尔一起行医，他是外科医生，他的大儿子罗伯特是神经科医生，他的第二个儿子汤姆是个神经外科医生。 我不吸烟，甚少饮酒，我岳母可算得上是世界顶级的厨师，我吃的都是致上等之品，还有我妻子娣是训练有素的营养师，所以我们知道吃什么。 医学迷信说，医生会死于他自己专业的疾病，我是个风湿病专家，但鲜有人死于风湿病。 没有理由我会生癌，我肯定产生误解了。医生和护士之间讲行话，他们说的词句对他们自己和对病人是含义不同的。 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很忙的医院急诊室工作，护士把病人都安置在挤挤的小隔间内，为了节约医生的时间，护士在病人的病历卡上预先记录着病人的生命体征：温度，脉搏，血压和呼吸。有一天晚上特别忙，我走进小隔间看见一个老先生躺在检查床上，那个护士跟在我后面气喘嘘嘘的奔进来坚持说：“医生，等一会，不要看他，我还没有记录他的体征。”这个病人抓住他的拐杖从床上一跃而起，气呼呼地说：“小姐，你想碰我，没门！” 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发生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子，医生会对我说有一个赘生物，还是说有一个癌？也许我也听不准。这不会发生吧，医生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已经从司空见惯的生命磨难中获得了免疫。 凡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去过，我医治了所有的上门求医者，穷人或富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甚至在战争中我医治了受伤的敌人。我捍卫了我的职业道德，我把儿子们培养成医生，他们又和医生们结婚，肯定的，上帝的名单上应该还没有轮到我吧。 我们在办公室见面时，杜伏医生用我从未经历过的方法为我检查。他首先让我躺倒在一张狭狭的床上，在我喉咙里喷了一些令我咳嗽和吐痰的苦味麻醉剂，等了十分钟，麻醉起效后，他从消毒里取出一件奇怪的器械，长长窄窄的，直径如苏打水吸管一般的管子，一头有一个微小的照明灯，另一头接着一个目视镜。以前我从未见过，当然也从未被训练使用过。“在我身上你用的什么？”我问。 “是一纤维鼻咽镜。”他回答。再没有对话，他将这管子从我鼻孔入，直到喉咙，我觉着他是尽量的动作小心柔和，将这器械上下移动和侧面转动，在目视镜里看了五分钟，还要我发出“唉，唉，唉。。。。，啊，啊，啊。。。。”的声音，但我几乎不能发声。终了，他将管子抽了出来。 回到他的看诊室，他重点地讲了一下接着该进行的程序，“你将被全身麻醉，我再做一次活体组织检查。”“你认为这是恶的吗？”“假如我不认为是恶的，也就不会让你担当第二次手术的风险了。”他一脸严肃认真，“手术前你还需要做一次心电图，一次部 x光拍片，全血球计数和生化常规，尿常规。”他递给了我这些必要检查的预约单。 “为什麽先前的两个医生会漏失诊断？” “他们用了纤维鼻咽镜了吗？” “没有，”我说，“他们是用普通喉镜，我也只知道这种方法。” “最近四年，”杜伏解释道，“我们一直使用这种仪器，因为能直接观察，比老式的仪器好得多。你的病变是在声带的下面，用普通喉镜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许多老医生还没有学会使用这种仪器。”然后，他非常决断地说：“我用 x线给你治疗。” 他着实吓了我一跳，x线，对我来说意味着姑息治疗，意味着治疗无望，死马当活马医。我曾有一个病人作了声带切除，他还活着，声音是没有了，但他命保住了。x线？我自己默默地想，x线会致癌，所有早期的 x线工作人员都死于过度曝露于线而致的癌症。现在这位仁兄建议我用 x线治疗，而我自己很早以前就停止对病人用 x线治疗了。“看着办吧，”我对他说，“不要把我从麻醉中弄醒，忘掉那 x线吧，如果冰冻切片的活检显示阳，就直接连着给我动手术，省得把我弄醒后再一次让我睡着，我是个医生，你用不着取得我的同意书。”“不，”他说：“我要让你醒来，才能讨论选择治疗，x线可能要比手术好。” 我们一起走到外面的接待室，他握住了我的双手，“在这里等一会儿，”他说，“我的秘书会安排活检的时间，我很遗憾我们必须在这种场合相见。” 我被这一连串消息弄得茫然无措，就给我妻——娣，打电话，我也没有打算缓和我的口气，就直接告诉了她所有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和你讲，我太忙了。”她说。 结婚四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她如此说话。她很少责怪我没有和她充分的商量，我为什么如此直率告诉她这个消息呢？在过去，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要么避免告诉她，要么尽量放缓口气，这一次我确实感到因失去控制而变得鲁唐突了。第一次我体会到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五分钟后她回电了，“我只能和你讲一分钟，”她说，“我现在在桥牌俱乐部，我拿了一手好牌。”我重复了今天早晨的全部经过，她却没有任何评论。 我理解娣的反应，“癌”这个字是如此令人惊怕而又恐躲之不及。当我在梅耶医院做住院医生时，有上千个胃癌病人等待治疗，有一位老医生也得了胃癌，他坚持不要在和其他胃癌病人同一层病房内治疗，还要求只能有一个医生去看他，因为他不愿意被告诉这个诊断。 我们畏惧“癌”这个字。我做心脏科医生时，有一个病人很严重，压迫痛，出冷汗，当救护车将其送到医院时已陷入休克。整晚上我耽在他床边，天亮之前，我知道我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我走出去会见焦急地等待在走廊里的家属，“他不行了，”我说，“他有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还能活多久？”他儿子问。“我不知道，”我摇摇头，“他处在休克之中，不会很长时间。” 时间都被这个消息而凝住了，最后病人的妻子说了一句“感谢上帝，他得的不是癌。” 现在医生的秘书处理我的事项了，“星期一的手术都已排满了，”她说，“我们只能看看星期二的日程表，是否有可能，但安排星期二日程表的秘书不在，我们得等她回来。” 所以我坐着等了四十五分钟。我想，假如安排一个日程要花一小时，而一个姑娘安排星期一，另外一个秘书安排星期二，这个医院效率何在呀？还有，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二是三天之后了，每一分钟的延迟都会给癌细胞有向全身扩散的机会啊，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则无论医生作什么，我的前景是一无希望了。这是一个急诊！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明天，星期六做？医院不应在周末关门。就在今天早晨，我听无线电里有一个医院做软 x光的广告，宣传早期探测□癌的重要。现在我是在医生的手中，为什么要延迟？医生们鼓吹的就是早期发现，但他们肯定又忘记了他们在鼓吹什么。 我认识教务长，我认识医学院的院长，也许我应该给他们打电话。假如我是个百万富翁，或者是个州长，这些障碍也许就被打破了。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从经验中知道，干扰一架运行自如的机器会造成灾难的后果。脱离程序只能增加错误的风险；在晚上或周末进行手术，意味着要召集一个特殊的团队，而这个团队绝对不会如常规团队那样配合默锲。我想，我是懂得这个道理，但病人怎么懂得呢，在像我这样的场合，他们脑子里又会怎样想呢？ 上午将完时，我才离开杜伏医生的办公室，我奔向实验室，要在中午之前赶到才能免得等候他们的午餐时间。没人承认我是医生，尽管我曾是这里的头头之一，现在实验室里无人认识我，我被给了一个号码并告知等着。尔后，我听见有人在叫，“你不知道他是谁吗？这是卢生保医生！”一个高大的满脸络腮胡子的家伙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我认出他来了，以前我关节炎门诊的一个病人。现在这个技术员把我领出了等候的队伍，我获得了正当的尊重。 那天晚上我没等吃完晚饭便坐下来评价自己的情况。诊断是正确的，我有癌肿，且明显不能手术，医生已经告诉我用 x光治疗，但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是否会非常疼痛。“从积极的一面思考，”我对自己说，并搜罗出我的正面观点。首先，我一贯说，死亡作为一个过程的结局并不是一个悲剧，对我尤其适用。我的小孩都已长大自立，更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中还没有一个超越过我目前的成就和地位。 我有四十三年的幸福婚姻，不是有很多人能如此说的。突然间金钱不重要了，我不必忧心核爆炸和地球生态了，在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我们只是持续变化中的浩瀚系统的一部分。即使是地球本身，它也是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我的祖父母，我的父母已经走过了这条路。。。。。。 发病5在线阅读 发病5 - 发病6 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6 那个夜里，我不能安睡，不断起床上厕所，在抽斗中翻找安眠药。在最近几年我已经几乎不用安眠药了，部分是由于我见到了太多的安眠药成瘾，部分是出于我早年医学生涯中的经验。 维尔.杰生和我曾都是年轻的普内科医生，有一天维尔吐露出他的婚姻发生了危机，因为他不能掌握他的工作时间，他问我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我对他说：“我不论多忙，总是回家和全家一起吃晚饭，假如我必须在家值班接电话，我就将娣和小鬼们都塞进旅行车厢，让他们自己去买冰淇淋。礼拜天，我带上所有的小鬼去查房，行政人员和护士们会给他们糖果，病人也很喜欢看到他们。” 那次谈话后不久，维尔和他太太离婚了。我们从此就走上了不一样的路，直到有一天行政主管忠告我，我才知道维尔对镇静剂成瘾。“你是科主任，”行政主管说，“监管杰生是你的责任。”我同意了这么做，凡杰生医生的医嘱都必须经我复看和加签，方能被执行。更有甚者，我每天去看他的住院病人，但是我没有问谁是他的私人门诊的监管人。过一段时间后，维尔的行医执照被吊销了。 我接手了一些他的病人，其中有一位叫蜜特尔.秀的讨人喜欢的女人，她有几英亩土地，常常给我带些园中自产的新鲜疏菜，家做的果酱和一大捧秋天的菊花。我看了她许多年，在她死前不久，她对我说，“我原是杰生医生的住院病人，我很高兴你能每天来看我，我还以为你是来报答我的小恩小惠，直到最后我才知道，因为是杰生医生有了毒瘾。你从不告诉我，你是保护他而不是为了我。” 医生陷入麻烦的问题今天更趋严重了，估计有百分之二的医生有药瘾，基于对这种情况的了解，我更注意到要保护公众的利益而非保护医生了。 我还是没有吃安眠药，倒也安然入睡了，还作了个梦。梦中我母亲告诉娣如何看护我。“给她燕麦粥，”她指示，“只要给他在双层锅里熬煮了三小时的纯燕麦粥吃，一定要保持暖和，让他夜里用被子裹紧睡觉，然后就不用去管他了。” 我惊醒了，我妈妈去世了三年，但我一直想着她。我七岁的时候，还要她在床边看护我。她老是懊恼没有读书而成不了一个医生，不过尽管缺乏正规训练并没有妨碍她成为全家，朋友和邻居的护士。一旦她照看了病人，则从不离开病人的床边。在那个年代，病人的存活更多依赖于护理而不是医生，而我母亲就是一个不在乎自己吃，睡的富于献身神的护士。她不辞辛苦，不害怕自己被染上疾病，对必须要送进医院的病人不断的安慰，等入院安置好以后，她就不再从床边离开。如果医院允许，她就在病房内的行军床上过夜，如不允许，她就在走廊的椅子上打瞌睡。她密切注视着医生的吩咐，饮食，护理和病人。许多医生和护士都被这种爱管闲事的家庭成员搅得头疼，我也常常为我母亲的干预而感尴尬，我觉得她是反应过度和母太强。但是现在我知道她是对的。医院经常会出差错，即使有预警系统，在药物，饮食和作上的错误并不少见。有时我自己发现了这些错误，就很生气地将其改正了，如是病人提醒我的，我总是会调查问题所在。我的忿恨还不全在于此，最本的事，我们是专业人员，我们的形象不应被玷污，我们的专业素质不应被质疑。 我观点的变化是缘起于我父亲的前列腺切除手术，让我知道我母亲和病人们是对的。父亲开刀已是九十高龄了，母亲也已八十六岁，她坚持要在医院病房内陪夜。夜间一位护士摄手摄脚的居然没有开灯就替父亲换了许多管子和输瓶，当她一离开房间，我母亲就检查所有的器械设备，发现护士因在黑暗中工作而疏漏了其中的连接，器械并没有发生作用。如果这个情况没有被察觉，我父亲那个夜里就活不了。如此情况很少发生，但毕竟是发生了，护士过度劳累了。现在许多医院愈来愈专注于利润而雇佣更少的护士，这种错误就变得越来越常见了。医生们忧心忡忡，但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什么，这种状态必须要在大错酿成之前被纠正过来。 星期六早晨我懒慵慵的醒来，重新审视了我的情况。我是一个风湿病专家而非癌症专家，我过去治疗癌症病人神情绪上都会搞得疲力尽，因为我分担着病人和家属双方的负担，所以当一门新的医学专科——肿瘤科兴起时，我便将癌症病人都转诊到他们那里而使自己解脱了。现在我回想起最近这几年来，并不是所有我转诊到肿瘤科的病人都死了，许多我觉得毫无希望的病人还活着。就是在我自己家中，我们也有过两场与癌争斗并获胜利的经历。 我妻子娣在她四十岁后期，发现子有小小的肿瘤，手术切除了。尔后没有几年，在年度体检中，她的医生建议她加入一个软 x线计划。娣和我商量，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我的座右铭是，凡有新的试验，既不冲在第一，也不落在最后。”一个月后，我的态度随和下来，娣去做了一次软 x线检查，片子显示在她一个□上有几个针尖大的钙化点，不是肿块。有两个医生同意这检查结果正常，第三个医生却坚持她必须作一次活组织检查，结果证实是早期癌。那时我在手术室里听见病理医生讲出那个可怕的词“恶”，如同被人一击，跌跌撞撞地走向医生休息室，伤心得不知自己该做什么。我们的儿子都已长大，肯尼，这最小的也离家去了耶鲁大学，留下我们孤零零的两个。以后当我起床后，谁还在家里？我下班回家又有谁在家里? 当我白天百般交困，回家又有谁为我准备好夜里的庇护所？然而我们都从那肿瘤下存活下来了，娣作了□切除，现在十四年之后，她一切都好。 假如我的病不是变得很严重的话，我还有机会，我想。但是要命的是我知道这个癌从十一月起就有了，现在是七月，延误得太久了。这个延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假如这比较先进的检查早些进行的话，假如我对自己的病例采取如同对病人似的同样公正而不人为偏心的判断的话。作为一个病人，我的判断力已经缺损了。 星期天夜里我做了第二个梦。这次我是一个躺在院子里的小男孩，我能看见孩提时代住的房子，妈妈在烘焙蛋糕，爸爸在读报纸。我看见爷爷，，外公，外婆都来做客，死了很久的叔叔，阿姨们也都来了。他们都拥抱我，亲吻我。我只是一个小男孩，而且非常开心。这个梦没有让我惊怕，因为以前我曾听见过一些事情和此十分相像。 以城市大小来说，波特兰的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算是为数众多的了。中国人曾被带到这里来从事繁重的铁路建筑，而当铁路造完后，美国不再需要劳工，严酷的排除亚裔移民法被通过了，这些中国人只能偷偷的潜留下来。这些新移民除了洗衣作坊和饭店外，什么也不能干，他们害怕被移民局官员发现而不敢上街，只能留在打工的场所，工作，吃饭，睡觉都在同一地方。因为不懂当地的文化和语言，他们连逃也逃不出去。 1950 年有一个中国人到我这里看病，有三个作为翻译的朋友陪同，但这三个朋友本也不会说英语。我因自己家庭的经历对他们很同情，多少还知道一些他们的需要和我能提供的帮助。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了在波特兰的中国人的朋友和医生，我参加他们的婚礼，生日派对和丧礼。 这个病人因单身没有家庭，我把他送进了安养院。我得遗憾的说，当我想起该打电话给他时，已经三个月过去了。他用责备的语气跟我打了招呼，“你忘记了我。” “我不否认”我说，“你很孤独吗？” “不，每天夜里有很多人来看我。” 他衰老了，我想。 “每天夜里他们都来，死了很久很久的人，......我父亲，我母亲，我同村的小时候朋友，他们每天夜里来和我讲话。” “你不害怕吗？” “一点不，”他坦然地说，“他们都是来安慰我的鬼，和他们在一起我很开心。” 这件事让我知道，中国人相信祭拜祖先，希望夜里见到他们，这是件乐事！而我自己梦到他时，我懂得了老人对我说什么，他在申斥我不管他，所以他只能转身求助他的祖先。我为我的疏忽而内疚。我曾和我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很同情老人，在我开始行医后，我对老人特别关注，假如他们是孤单生活或住在安养院里，我每星期至少去看望他们一次。我被州长任命为俄勒岗老年协会的成员，还被选为出席白老年会议的代表。然而随着医疗业务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忙，去安养院探视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现在我自己作为一个病人，面对着慢疾病，我对老人们的感受体会更深了。假如我也和他一样在安养院里了其残生，我会怎样想？我清醒了，必须恢复到和过去一样，每周至少一次去探视安养院里的病人。 星期二早晨醒来时，我肚子有阵阵发紧的感觉，我知道这是一种敏感而已，二次大战时，我登上兵舰出发攻击时也有这种感觉。医学院毕业后，我接受了陆军后备医疗团少尉的职务。来自于祖父母双方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长期来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他们不断用家庭的经历来提醒我：他们来美国时是一无所有，而到这里以后他们有了公民的身份，有了选举和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有了房子和花园，有食品和做礼拜的教堂。他们的孩子成了医生，律师，和成功的商人。在沙皇的俄国，这是永远不可能的。美国是天堂，是值得为之去死的天堂。在那个时候，我不可能想象当美国进入一场战争后，我不为之服务，我也不能相信美国会被陷入一场不义的战争，我坚持我的信念——我的国家是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在1938年，在本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背景下，我接受了这个陆军后备医疗团少尉的职务。 1941年，珍珠港战役之前，我依然在梅耶医院的内科实习，一道征召的命令打断了我的实习。战争开始后，我随第一支部队被派往英国，并从那里进攻北非，是谓非洲战役和西西里战役。尔后我又回到英格兰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我在军队中服役五年，有二年半是在海外。我从少尉开始服役，以少校军衔退役，但我从来没有学到一个军官的勇气。当我跨过舰舷进攻时，我感到恐怖，绝对的恐怖，不能预测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除了把自己交给命运之外，我不能做任何事情。而这一次，我对自己说，我不是在军队里，至少我的妻子还在我身边，我有干净的床单，我能洗澡，哪怕我不能吃的话，饭菜依然香气扑鼻。 我坚持自己开车去医院，我需要自己管辖自己。在医学院我有不安全感，我知道一些政府首脑和参议员死于癌，更糟的是，一些医生，内外科的主任死在这个医院。在学校，我是全职教授，曾是系主任，但现在没有人认识我，我要像其他人一样一次又一次的通过就诊手续。工作人员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习惯于千遍一律的正常流程，但当病人可能患上不治之症时，我也看见过他们厌恶的表情。 最近几年，州议会无情的将医学院的预算大刀阔斧地砍掉，致使目下的医院穷得没钱，甚至地板上都没有地毯。我的病房像个和尚的念经房，小小的空无一物，除了光溜溜的白墙壁外只有一张窄窄的铁床，余下的空间勉强能放下一把来访者坐的硬木椅。楼层里既没有住院医生也没有医学生，护士工作站里也只有一位护士。 我记得多年前我在这同一楼层工作，那时是多么的富有生气和充满忙乱，病房里住得满满的，都是全州各地来的疑难杂症病人。那时走廊里充斥着学生，教师和住院医生争论问题的嘁嘁喳喳的嘈杂之声。现在没有钞票，楼层就此萧条，它再也不是一个诊断和教学中心了，它成了手术室。我不知道现在是谁在关心着那些困难的病人，我发誓假如我能存活并且还能讲话的话，我一定去州首府面对议会山上的政客们说，......然而我停住了，我只是一个病人，现在只能祈祷医院的一贫如洗别危及到我自己这个病例。 发病6在线阅读 发病6 - 发病7 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7 这个举止无礼的护士又一次的拿走了我全部衣服，将一条太短的围裙系在我的颈上，并要我在印刷美的同意书上签名。我又一次的等了四个钟头，直到手术室替我准备就绪。 住院医师拿着我的病历卡走进来，听了听我的心肺，了我的头颈和肚子，然后问我是否需要镇静剂。“不”，我告诉他，他就微笑着离开了。接着麻醉师走了进来，重复了住院医师的问题——抽烟吗？喝酒吗？有过敏吗？也听了听我的心和肺。我暗自在想，天啊！他们如此快速的体格检查，只是通过一个例行程序罢了，万一我在麻醉中死了，他们在一个医疗事故的官司中可向律师证明他们做过检查，一切都是虚应故事而已。 上午已将过去，我变得更加多疑，真有些后悔为什么拒绝使用术前镇静剂。我开始回忆起我的童年，而且惊觉得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在死亡之前人的一生都会在眼前重现一遍。我特别回想起五六岁时在奥马哈的一件往事。那时我们居住在犹太社区，邻居都互相熟识，木头的屋子矗立在自家的宅基上，草坪未经修剪，不过街道倒是清洁的，门廊也打扫得干干净净。转角上便是一些小商店，每逢星期四，我总是陪着祖母去采买主日的餐饮。第一家是个杂货店，有鱼 卖。奥马哈那时只有河鱼——水牛鱼和鲤鱼，猫鱼是被禁止的。店里也没有真正的冷藏设备，所以我祖母从来不要放在冰里的死鱼。杂货店有一个很大的混凝土桶，里面装着游水的活鱼，家庭主妇指着她所要的那一条，老板便会当面将其宰杀清洗后用旧报纸为她包上。然后她便去审视桶装的**油，鲱鱼，小黄瓜，泡菜和挑选燕麦及麦片。隔壁是家铺，一股腌牛的辣味飘在空气中，地上是一层木屑。胖胖的老板肚皮上系着一条混着血迹的白围裙。铺里有活家禽的栏圈，祖母就从中挑选一个她所要的，确认是够肥的活**，交到老板手中，随他去到后屋，按犹太律法，看着老板依宗教仪式而屠宰。而后她要么自己拔毛，要么给一毛钱让伙计拔毛。让伙计拔毛是很惹人注目的，因为一毛钱可以买下一餐所需的，汤骨和一些肺，肝，脾等内脏。我祖母多数是如同大部分女人一样自己拔毛的。再过去是一家烘焙房，一周中它只供应黑麦面包或像俄国人那种出名的裸麦黑面包，如你吃了这种面包，就再也不需要吃麸片了。到了周末黑面包没有了，而只有“恰乐”卖了，那是一种上面镶饰有编带的细的**蛋面包。我祖母总是预定二个新鲜面包卷为星期五用。 但是这个星期四，祖母感到不舒服，她的采买任务只能由我母亲代劳了。到了星期五上午，她依然病着，下午一辆救护车就来把她接到医院去了。这是一件邻里大事，消息不胫而走，传得飞快，我怀疑这是在铺里互相咬舌头而传开的。反正当我祖母坐在轮椅里从家里推出来被送上救护车时，所有的人都围在她周围号啕大哭。 通常我祖父星期五都要上教堂，还要带一个陌生人回家同坐在桌旁和我们欢乐的同进晚餐。但是这个星期五不一样了，既没有陌生人，祖母也不在，母亲准备好餐桌，点上圣烛后，祖父拿起酒杯开始祷告。当我坐上餐桌时惊奇地看到大滴的眼泪从他的脸上掉到他花白的胡子上，以前我可从来没见过他哭。我知道他很爱我，他常常拥抱我，亲吻我和把我抛向空中，但我从未见过他亲吻我祖母或拥抱她。 母亲把汤盆从他面前移开，换了一盆**，“吃吧，”她请求他，“你不要慢待了主日。” “我不会”他抽泣着说，“他们把她送到医院去死。” “在欧洲是送到医院去死，在美国送到医院去是为了活。”我母亲安慰他，并继续说“要是我生来是个男孩，我现在就是一个医生。” 我祖父大吃一惊，“正派的女孩子不会去做医生，”他生气地说。 在我一生中的那段时间，我相信母亲的话，医院是为活命而设的。而现在，我自己在医院里，我的信念大大的降低了。有时候病人，甚至医生都是死在医院里。我再一次地想到我母亲，要是现在有她在护理我，那多好啊，不过我承认，也许我的病会把她压垮。我曾听见她对朋友说，“我儿子在海外打仗时，我向神祷告，并许愿只要我的儿子们能无伤无痛的回家，我再也不向神作任何要求。而现在他们都在家过得很好，我却不能坚守我的诺言，还是为他们担心，替他们向神祈求更多的东西。” 我母亲死的时候我67岁，在她的葬礼上，我哭着向拉比表示歉意：“我其实是没有权利哭的，有多少人在六十好几以后还能够有一个妈妈？”拉比回答我说，“你有为母亲而哭的权利，哪怕你100岁了。” 我现在七十岁，有了麻烦，需要妈妈。 最终那位护士推了一辆车进来说，“他们都准备好了。”于是我被转到这辆床车上，因为我怕冷，护士给我盖了一条毯子。床车开始滚动，我只能看见天花板上的灯和一扇扇的门自动打开又关上。经过了一长串的门，我看见了麻醉师的脸。我觉得一个小小的针刺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看见的依然是麻醉师的脸，他在检查我的脉搏。 “他们发现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他说，“我在忙着给麻醉。” 我知道他在撒谎，好消息是不会被满住的。他们把我又推回到医院的走廊，我看见娣在向我走来，从她的脸上我就能看出结论。 “是恶的。”她说。 他们帮我从车上起来转到床上，娣和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还在麻醉后的昏昏然之中，并未觉得这诊断的可怕。 傍晚时医生来了，“活组织检查是阳”他说：“你是否需要第二次鉴定？” “不，”我说：“你已经是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判定了，不过你打算如何治疗？” “x 光” “为什么不手术？让我干脆摆脱掉。” “假如我必须手术的话，”他解释说，“你就要丧失声音，因为我要把整个声带切除。还因为病变位置的关系，我要放置一个永久的气管切开。用x 光治疗，你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治愈机会。” “你知道我多老了？” “当然知道。” “那好，我已经老得足够知道任何事情了，把所有事情告诉我，不要有任何隐瞒。” 我这么一说，让医生和娣都有了我有多么勇敢的印象，其实，假如我真的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只要跨过马路到对面的图书馆去读医学文献就可以了。 “好，这样让我们双方都轻松了。你愿意让谁来负责你的x 线治疗？” “我不知道，”我回答，“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 “嗯，”他说：“我想你可能有朋友是放科医生。” “我肯定在城里有认识的放科医生，他们治疗我的病人都不错，但我宁可让你来选择。” 我是有些放科医师的朋友，但我将自己这病例转到朋友处已经上过二次当了，我必须避免再由自己作判断了。但这不就是病人想做的吗？不就是我向病人经常询问的吗？他们信任我替他们做出的决定吗？仅仅为了挑选一个最好的医生，我感到头都晕了。 “我推荐利特医生为你治疗，”医生说，“他是西北地区最好的x 光治疗师” “西北地区最好的？老兄，我不要西北地区最好的，我要世界最好的。” “我不清楚，”他回答，“利特也许是全世界最好的。” “好吧，照你的话办，替我和他预约吧。” “你明天还有个预约，在看利特医生之前，你还需要做一个颈部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他递给了我这张预约单。 “我还没签同意书，你怎么替我做好预约了？” “我知道你已经学会这些功课了，”他回答说，“我料想你会让我替你做决定的，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 “好，你可以回家了。” 回家？我想，他们给我全身麻醉，切断了我的喉咙，连水也没有给我喝一口。现在要送我回家？假如我不能吞咽怎么办？假如我开始出血怎么办？假如半夜里喉咙肿胀不能呼吸怎么办？我是这么快将我治疗的病人送回家的吗？我把自己的命运交在这个家伙的手中对吗？ 好吧，我起码是知道如此快速出院的原因的。医疗保险部门和保险公司都已设立了固定的支付额，不管我住院二小时还是十天，医院收到的钱是一样的，所以我离开得越早医院的开销就越少。 小房间的消毒味和在医院的感觉都让我受不了，我像其他的忧心忡忡的病人一样开始顺服我的医生，再不抗拒了。我温和的转向娣请她将我的物件放入手提包，然后问医生：“我有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癌的？” “这都发生在严重抽烟和饮酒的人。” “我可不啊，”我回答，“我既不抽烟又不喝酒。” 他没有回答，只是旋转脚跟走了出去。一个典型的医生！要让他说“我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而我说这句话已经行之有年了。从进医学院的第一天起，年轻的医生们就知道他们不可能什么都学到，他们不断地被提问，测验和被期许能给出答案。所以从第一天起他们就习惯于永远不说“我不知道”。 有许多疾病是原因不明，无法治疗，有关讨论其病因和治疗的医学论文和教材则是汗牛充栋，不计其数。在我写风湿病教材时，必须要写一个关于硬皮病的章节，我只想用一句话来描述：“硬皮病——我们不知其原因也无法治疗”不过我要是真的如此写的话，没有一个出版商会发行我的书，也不会有一个医生买我的书，所以我写了整整一章节的理论。 爱莉西亚.勃鲁，我的一个病人，在这个议题上曾给了我一个教训。勃鲁夫人八十多岁了，有着一张慈祥的脸和温暖的笑容，说话的时候充满甜蜜。她不是一个抱怨诉苦的人，当她说她的右膝盖疼痛肿胀时，我知道那是确确实实的麻烦。我告诉她得了关节炎，他问我是怎么造成的。我说：“你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抚养子女，擦洗地板，爬楼梯，清洁整理屋子，你的膝关节磨损了。” “那是非常滑稽啊！”她回答，“我的右膝盖有关节炎，我的左膝盖却非常好。你说关节炎是由于磨损，但两个膝盖是同时生下来的呀。” 我随着勃鲁夫人笑了起来，仿佛我们在分享一个笑话。但是我本来早该承认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一个膝盖有关节炎而另一个却没有，或者就如我，为什么有人既不抽烟又不喝酒会得咽喉癌。 从我对诊断有所怀疑起，这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解脱了，因为我活在了确定之中而不是疑或不定了。事件的经过就如同以前我对病人忠告的方式一样。病人问我，“我应该离婚吗？”“我必须改变工作吗？”“我需要做这个还是那个？”我的通常的回答就是，“我不会告诉你如何去生活，但我会尽快地作出一个最终的决定，你越早获得这个决定，你就能越早消除忧虑和紧张。” 我们一回到家，娣就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我们的医疗诊所就是一个小家族集团——我是大内科和风湿病医生，我的兄弟比尔是普外科医生，我们的二个儿子，理查德和罗伯特是神经科医生。只有一个约翰医生是家族外的，他也是大内科医生，和我们在一起已有三十年了。凡当我生病时，我就会心烦意乱的担心我们的诊所，多少年来，我从没拿过长休假或经常的周末外出。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照顾我的病人呢？业务总是越来越忙，病人为了看我必须等很长的时间，我自己常常觉得连坐下来想一想的时间也没有。 一生中我这个年纪是最忙的时候了，最近我们雇用了一位新的合作者，但她还得有三个月才能到职。我的全部工作负荷看来都要落在约翰医生头上了，但是他为了自己的病人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了，我充满了忧虑。 受我母亲及医学教学的影响和熏陶，我已形成了一个深蒂固的概念——病人第一。如若凡事匆匆忙忙，骤下诊断的话，医疗质量必然会受影响，就如我自己这个病例，也许结论下得太早？ 那个傍晚，大儿子理查德从诊所回家时到我这里停留了一下。我们两人都相信分别的时间到了，我应该给他一些临别赠言，或者也许是一个父亲的祝愿，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玩起了字谜游戏，癌症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是常常这样做的。 “你的预约日程我们该怎么办？”他问。 “对，我的x 光治疗要一个月左右，把我的名字划掉三十天吧。” “也许我们应该做六周打算，让你有一些时间休息。” “好！”我同意了，“现在你就快回家吧，你家里人在等着你。” 我不要他耽得太长时间，我恐怕自己会哭。他站起来离开，我们两个都忍不住掉了眼泪，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说——父亲门和儿子们的方式。 晚一会我的第二个儿子杰米从旧金山打来电话，那时我已经比较镇静自若了。 “爹，”他安慰我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图书馆查文献，用x 光治疗声带癌是很好的。” 那也许是对的，我想，但是“很好”并不足够，“很好”意味着什么？一年？六个月？还是不痛？ “谢谢你，杰米，”我说，“你讲的一点不错。”我没有对他说我这个麻烦已经至少六个月了，拖延得太久了。 我不想做什么判断，任何关于我疾病的讨论，就是意味着迫使我脑子里浮起我的时间不多了的想法。 发病7在线阅读 发病7 - 发病8 医生 作者:罗得 发病8 接着第三个儿子霍华德也打来了电话，他是个心理医生。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爹？” 我不准备向他披露我的心思，终究我是老子，他是儿子。我按心理医生的方式回复了他：“我该怎么做？”我这一问就回避了讨论这个今人痛苦的话题。 第四个儿子，做律师的肯尼从华盛顿打来电话，“爹，你可以打一个很好的医疗差错的官司，”他建议。 我知道他是对的，诊断被延误了六个月，那可能是致命的。诊断愈早，缓解或治愈的机会就愈大。按规定，凡医疗差错，必有严重的后果，我如承认那是医疗差错的话，就意味着我的预后因诊断的延误而不良，但现在还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所以我对肯尼说，“算了吧，我会治好的。”不过，我并不真的相信。 我的兄弟比尔在回家的路上也拐到了我这里，还带来了一张写满了诊所每个人问候的慰问卡。然后他告诉我，我们的办公室经理蕙妮佛听到我的消息后号啕大哭。我大为感动，但忍住了眼泪，仅是说：“比尔，你是知道的，她是怎样的一个姑娘。”而后我问他：“你从来没有赞同过奥.凯特，是吗？” “是的。” “为什么？” “从技术上讲他是不错的，但无论怎么我总觉得他的商人气味太重。”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不是为稻梁谋的。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奥玛哈吗？妈妈总是去帮助贾蒙特医生，为我们树立榜样。他是眼科医生，从来不给病人寄账单。病人自愿地不论带些什么东西给他就行了，奇妙的是他也藉此活得很好。他从来没有富过，那是大萧条的时代，但不知何故，他是单身一人。” “我们也作了我们的分内事，”比尔说，“你把时间都义捐给了医学院，我们也分摊了三个免费病人，从来也没有催促过哪一个病人付费。” 最后，比尔平静地说，“也许你早些时候应听取一下第二个人的意见。” “嗯，然而你听从谁的？”我问。“记得你曾忠告一个女人要做子切除，她走出大厅时说要听听第二种意见，于是你牵着她的手领进了隔壁办公室，对她说，‘我给你第二种意见，别开刀’”。 “对，”比尔说：“你怎么知道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呢？吉尔.郝姆行医和我们有一样长的年头了，现在他的孙女得了多发硬化病，未见任何好转，他正带着她去看第五位医生呐。还有，记得吗？瑞德.考里，我们在医学院时教我们眼耳喉鼻科的，他经常说，‘我被请去会诊的时候，总要问一下前一个会诊医生怎么说，如果他说用热敷，我就建议用冷敷。’” 我并没有笑，事实上我是生气了，“当你不是一个病人时，这是一个笑话，但当你是一个病人时，这是一个悲剧。在我声音嘶哑被建议使用青霉素时，我本来应该尽早的看第二个医生。病人可能不懂，但我应该懂。” 星期三是决定的一天了。预约的一些检查将决定我是否可以治疗。我拿着预约单去x 光室，一个是做计算机断层扫描，一个是部x 光片。部x 光是检查癌细胞有否转移到部淋巴结，而计算机断层扫描只是确诊肿瘤更有把握的一种方法。假如淋巴结被波及了，则我的前景就很差。我发现自己真的不希望有这些现代尖端技术，我真的不想知道真相。放在我的病人身上——我是要掌握资讯越多越好，而在我自己身上——这就够多了。 部x 光片只是一个常规，如同拍照一样，而计算机断层扫描则是要花一个小时的作。技术员开始给我打上静脉吊针，这慢慢滴入的对照剂有助于显现颈部的淋巴结。我知道对照剂里有碘，有些人会对碘过敏而引发严重的反应甚至死亡。我希望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急诊团队。静脉吊针一滴一滴的滴着，机器咔哒咔哒的转动着，我僵躺了一个小时，一动也不敢动，唯恐影像产生模糊而影响了肥大淋巴结的识别。 部x 光和计算机断层扫描都是在x 线的诊断部，这时差不多是十一点钟了，我还得按预约去另一层楼面的x 线治疗部。当我走出电梯按指示牌进入x 线治疗部的候诊室时，我的经验老到的眼光告诉我，这里等候的都是肿瘤病人。 在医院首次设置一个特别楼层作为肿瘤病人专门治疗之用时，我是颇有异议的，我觉得硬入一个部门是错的。而现在当我知道和其他有着相同麻烦的各种癌瘤病人同处一层时，感觉就好得多了。 我必须在接待室里等上十五分钟，感觉上就像一小时。利特医生会对我说什么呢？他认为我适合治疗吗？最后接待员护送我进了一间小小的检查室，又一次的一位住院医生来询问我的病史。我坐在那里很不耐烦，真不知道我该把自己生病的故事讲多少遍，仿佛就像每接受一次服务就得付费一样。最后他总算采集完了医院病例本上早已有的全部资讯，我鼓起勇气问他我的部x 光和断层扫描的报告来了没有。“我自己看了x 光片”，他说，“那是，断层扫 描报告则需二十四小时。” x 光片报告正常并没有使我满意，外行人以为x 光是一种完美的检查工具，但我知道得更多。x 光是对黑白影所做的解释，有时x 光读片是正常的，但几个月后当病人发现有病时再读片就变成不正常了。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知道有一个矮矮胖胖的放科医生，他的暗房里充满了雪茄烟的臭味，他的x光报告就不完全可靠。他自认为绝对正确地指着一段结肠的影信誓旦旦的向外科医生指证说是恶肿瘤。外科医生切除了一段没有肿瘤的正常结肠，他们两人都看见了那是一块粪便。 从那时起，我们办公室内便立了一条规则，每一张x 光片必须经过至少二位医生的读片，尽管是如此的小心，有时还会有某一张片子被误读或漏诊。 利特医生，放治疗专家，五十中期的年纪，有着浓密的头发和胡子，当他走进来看我时，他的举动一点也不像全国有名的，或者是全世界，即便是西北地区最好的医生。但而后他的行为令我舒坦，他满脸笑容，是我看见的第一位这么做的医生。我知道他仅仅是心情愉快而已，但对我却给了很大希望。我承认我在寻找任何一丝一毫能证实万事大吉的征候，就像一个小孩或一个病人一样。 和先前的医生们所做的一样，利特医生用喉镜看了我的喉咙说“我什么也没看见，看来都正常啊”。这位被高度推荐的专家所用的技术令我大吃一惊，但还没待我开口，住院医生便告诉他，“你不可能看见，杜伏医生告诉我，病变在声带的下面，只能用显微鼻咽镜才能看到。” 利特医生决计使用显微鼻咽镜。住院医生又一次的麻醉了我的鼻子和喉咙，将这器械通过鼻子而送入咽喉，然后交给了说过我什么也没看见的这位利特医生。我这时对自己问了一个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究竟是去看一个富有经验而缺乏最新技术的老医生好呢还是去看一位有最新技术而缺乏经验的年轻医生好？ 检查结束后，利特医生看着我再也不笑了。“我想你有百分之七十五左右的几率可用x 光治疗痊愈，我会为你介绍一种最好的治疗方案。”“化疗这么样？”“没用。” 我觉得放松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人因化疗而造成的恶心，呕吐，掉发。化疗的结果总是问题多多，我很高兴能逃过这苦难。“假如我的淋巴结被波及了，这么办？”我问道。“我就不为你治疗。”“我就没有其他选择？”“我不这么认为，”利特医生回答我，“治疗要做三十次，第一次大概要花一小时。因为我们要确定你在治疗台上的位置，确定病变的实际位置，然后得出机器的测量数据。以后每一次治疗，你就会被放在治疗台的同一位置，机器也被安置在相同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能聚焦在你的病变上而不会去治疗你的健康组织。”“我会呕吐吗？”“通常不会。有些人会因x 光而恶心，有些人会抱怨非常疲劳。然而你也许会有喉咙痛和吞咽困难。”“任何其它危险呢？”“噢，”他说，“偶尔会有病人发生喉部软骨坏死。”“那怎么办？”我问。“必须把坏死的软骨取除和施行气管切开，不过，”他让我放心地补充说：“在我手里可从来没发生过。” 然后他又转向住院医生，“你还有什么意见？”“你决定用多少剂量？”住院医生问。利特医生回答说，“这都由计算机来决定。”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架程序出错的计算机，老是叫着：“废纸进，废纸出”我真希望这架计算机比我的银行用的那架计算机要好一些。 当娣和我开车回家后，我意识到利特医生没有遵照法律办事，因为他既没有和我们讨论可供选择的替代治疗，也没有真正讨论到放治疗的全部危险。就我的经验而言，我知道放治疗是危险的，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不可治愈的皮肤灼伤，可能会造成食道发炎而致吞咽困难，甚至不能吃饭。还可能导致治疗部位皮肤癌。我还知道放治疗后全身无论什么部位更容易发生肿瘤，而超大剂量的x 光还会直接造成死亡。我肯定还有许多我尚未了解的副作用，为什么这位医生不和我以及我的太太讨论这些问题呢？ 在我最近参加的一次医疗事故研讨会上，一位律师强调对病人解释清楚所有的危险是多么的重要，想必利特医生也是清楚的。 当然有些时候这些条款对病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一位带着他濒死的儿子去全国癌症中心求治的朋友对我说，签署医疗同意书的那份煎熬简直比他儿子的治疗还要痛苦。他叙述说，那癌症中心的医生缓慢地一条一条的念着可能出现的治疗副作用，而且每五分钟便停下来问：“你们理解吗？”我朋友说，“当他念着这些可怕的可能时，我只能对自己说，这些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听了一小时这些令人恐惧的可能后，我再也听不进他在说什么了，但是他又详细解释了半个小时才告结束。我的儿子巴利和我都麻木了，我们签了字，但并不知道上面讲了些什么。” 我也有过类似的挣扎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知道有些治疗虽然无效但也不一定有伤害，在特定的情况下，任何药物都可能造成死亡，还有人类的神心理状况必须要估算在内。假如一个病人害怕吃药，那么心理治疗的效果就没有了，更有甚者，这病人可能本不吃药。我解决这种麻烦的办法就是坚持对自己说：“让法律和医疗纠纷的威胁去见鬼吧，什么对病人最好，我就做什么，把无关紧要的小事都扔在一边。” 我对病人，总是试图进行个体化的评估，然后将我认为他们能接受和处理的东西告诉他们。谈话结束时总带上一句“你还有什么愿意知道的事情吗？”偶而会有一个病人说，“我要知道最坏的。”于是我只能逼迫自己告诉他最坏的事情。那一类病人表面上似乎展现出特别的勇敢，然而我注意到在治疗中鲜有完全配合的，他们可能因预后不良而完全放弃了。至于转到我自己身上，那是另一个极端，我回避去面对不好的事情，以至于造成了治疗的延误。 那个傍晚在家里，我还有一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和大部分的病人不一样，我知道许多医生们避免提及的治疗危险，预料不到的治疗副作用的某些危险总是存在的。在我行医时，我保护大部分的病人免于对遥远的，近乎不可能的并发症的忧虑。但是我自己是个医生，知道得太多了，没有一个人能保护我。我需要做什么？假如我开始了x 光治疗，那就没有返回的余地了。现在我必须决定要不要听取一次第二种意见。杜伏医生早就问过我了，是否需要第二次鉴定，在这个问题上我真佩服他，我自己是多年之后才达到它的那种境界。 医生是有竟争的，从医学院就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三个申请者角逐一个医学院的开放名额，除非你是领先群雄，你就进不去。在医学院里你不断地被测试，老是警觉着在班级中的排名，因为这会决定你做什么科的住院医生，而你住院医生做得好坏又决定了你的前途和机会。过度的竟争带来了另一种风气，同意第一个医生的意见不会增加你的分量，所以有些医生仅仅只是为增加自己的声望而给出相反意见。 我曾治疗过的一个高血压病人告诉我，他去加州度假时看了一位当地的医生，那医生改变了他的用药，还对他说，“俄勒冈的医生没有像加州的医生一样知识更新，所以我要改变一下你的处方。”我给他开的药是氢化尿利，那医生改成埃斯特立克，其实什么也没有改，这二种药本就是同一种药，只是商品名称不同而已。 作为一个医生主动地得到一个第二种意见或方案必定会感到更放心，我自己在做医生时就对获得第二种意见而感到高兴，因为事实上这能减少些我的责任。在我自己这个病例上，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蠢，居然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去看杜伏医生。尽管我能为自己找出许多借口，但唯一的理由就是如同我的病人一样，接受了一个诊断就可避免去面对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从第一次给凯蒂.格兰特看病时就很喜欢她，因为她痛快告诉我她所看过的所有医生。“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她说，“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你能帮助我治好我的关节炎，我已经看过了六个医生，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我问了她的病史，作了体检后很是吃惊，她本不是关节炎，她得的是多发硬化，那是毫无疑问的。 怎么将一个坏消息告诉一个完全不知情的病人呢？我只能尽量温和的叙述，而她倒是很平静。“你对这诊断还有什么疑虑吗？”我问。“完全没有，我看的第一个医生就是如此说的。”“那后面的五位医生怎么说呢？”“他们都按关节炎或类似的病治疗。”“为什么你要离开第一个医生呢？”“我不喜欢他的诊断。” 在我自己这个病例，最初的二位医生对我讲的就是我爱听的“不是癌”。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呢？我知道美国的许多肿瘤中心：斯朗凯特林，梅耶医院，全国健康研究所，斯坦福，休斯敦以及住家附近的西雅图，所有这些机构中的医生我都认识并有联系。在这些地方的任何一处，我都会被张开双臂的欢迎。但是我却做了一个和任何一个病人一样的决定，我喜欢看自己的医生，喜欢在自己最舒适的地方治疗，我要在危急的时候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我选择了在波特兰治疗，假如我将死，也要死在家里。 经过了一个长长的白天之后，我终于沉着平静地去上床睡觉了。我已经作了决定，决定要像个正常的成年人那样去做。在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曾是个指挥者，这是第一次，我的命运落在他人手中。我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了解这个麻烦，知道事情很可能向坏的方向转变，但是，我告诉自己，和我一样的专业人员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假如他们不知道，或者我不信任他们，那又怎么来解释我的一生呢。 在床上，我偎依到娣的身边，将她抱得紧紧的，我不能预期今后还有多少时间我能如此的抱着她，即使我从这疾病中存活，x 光也会给我留下遗患。 我想起几年前的一天，那时父亲九十岁，母亲八十六岁，妈妈有些发烧，老爸便问我，“你妈是怎么回事？”“她有些发烧，爸，她可能得了流感。”“会传染吗？”“可能会。”“那今夜我应该不和她睡在一起？”“是的。”我回答。“爱德，”他很认真地说，“你最好和你妈妈解释一下，她从来都不同意我睡在另一张床上。” 想到这个故事，我感觉很好，我的父母能每夜都幸福的睡在一起，这是多么幸运啊，看来我就不会有如此好运了，明天我的生活要改变了。 发病8在线阅读 发病8 - 治疗 第一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一天 治疗第一天 今天我将开始x 光治疗。做了多年的医生以后你会认为我应该理解和知道什么是我所期望的。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把许多病人转到放科治疗，但除了开医嘱外并不知道会获得什么结果。 我担心自己这个病例，在经过六个月和三次会诊后方得到一个本来是很容易的诊断。在以前我从不承认等待会给病人带来什么折磨，因为一个医生总是按照常规的步骤才能为病人作出诊断。首先是病史，而后是体检，再后是实验室检查和x 光，如答案不明确，那就是更多的化验，更多的x 光检查，这些都得花时间。病人只能耐心等待，但每一步的拖延都会增加病人的恐惧和疑虑。以前我从不知道疑惑不定 的坐等是一种什么滋味，现在我懂了。 我治疗的预约时间是上午十时，我提前了五分钟到达。还没进入候诊室，一位接待员就拦住了我，很高兴，她挥手示意让我直接进入治疗室。二个姑娘叫着我的名字，和我打招呼，很明显他们在等着我。 这是医学院，所以我知道其中一位是学生技术员，另一位是正式技术员，我只是希望别让那个学生来为我测量。我知道新手总得学习。我在医学院时，二年级生被允许进入病房，但被告诫：“看，听，闻触，仅此而已，不能擅自作任何决定。”赖利。拉贝尔，他为病人的哀求所动，帮病人去除了膀胱管，病人开始出血，拉贝尔的医学生涯也就此结束了。许多年下来，为了满足学生们要有更多亲手实践的要求，这些严格的规矩也就松弛了，——但愿在这个部门不要松弛过头了。我承认学生需要练习，但作为病人也一定会想，为什么在我身上练？ 她们把我护送进一间灯光明亮的小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长长窄窄的治疗床，上头悬着一个和x 光断层扫描差不多的大大的球形机器。二位技术员笑容满面，轻快活泼，和癌症病人打交道并没有对她们产生任何压抑，她们还年轻，有大把的生命在前头，不知死亡为何物。 他们要我脱去外套，解开衬衫的领子和上面的二个扣子，然后让我踩上一个凳子躺到治疗床上去。这个窄窄的金属床又硬又冷，我身子底下居然连床单也没有。天花板上的灯光闪耀得我只能半闭上眼睛，如此也许可帮助我不要去想得太多。“大概要花一个小时，”她们告诉我，“有点不舒服，但不疼，我们必须定位好你的咽喉，让线聚焦在上面，以后能每一次都治疗在同一部位。” 现在这二位技术员开始讨论我的解剖结构，一个说，“它是短头颈”“是的，我们只能做点什么，”她们将一个枕头滑到我的颈下，使我头颈向上拱起。“这不行，头颈太，”第一个说。“试一下bsp;号尺寸的。”她们将一个有孔的塑料块放在我的头颈下，那个孔正好和我的头颈相配，我的头颈就更拉长一些了。“看来他要用d 号尺寸的。”这听起来就好像在为我配试围的罩杯。“头好了，”一个说。“现在放二个膝盖，”另一个回答。她们把一个硬硬的支持物放在我膝盖下，让双膝弯曲起来。“要命，”一个说，“现在他的二个大肩膀正好挡住了线。”在我脚后有一块版，板二端都有一绳索，她们将这二绳索递到我手里。“现在，拉，”她们命令。我便用力拉，如此迫使双侧肩膀向下，终于位置正确了。头颈下垫着一块塑料块，使我头颈曲伸，脚底蹬着一块板，二手用力拉着二绳索，使肩膀压低，躺在这硬硬的治疗床上，面对着耀眼的灯光，我还被告知要保持平静和这种固定的姿势一小时。 他们对我解释说，接着要拍一系列的x 光片，以帮助确定我咽喉的实际位置，然后将x 光束聚焦在那咽喉的病变部位，希望这窄窄的光束直接投到病变的组织而不要伤及正常组织。为了减少正常组织的损伤，她们首先在左侧聚焦，然后再右侧，如此使线聚焦在实际的病变点上，而使正常组织的曝光量比病变组织的一半还少，那时她们的希望。 第二个半小时是花在转动那个圆球，啪嗒啪嗒的拍片和重新调整我的头位。最后我觉得再也坚持不了时，她们宣布，“你被聚焦好了”。利特医生走进来，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只是了我的颈部，看看x 光机说“行了”，便又走了出去，他的行为令我震惊。 主管技师现在对我说，她正在我的颈部放上四个永久的刺青标记，这样她们或者以后的技术员都能知道线聚焦在何处，而我则要陪伴这些刺青标记一辈子了。这样也好，以后如在这特殊部位又要进行x 线治疗时，谁也不会搞错。 为了让她们能对准目标，我竭尽全力地坚持着，觉得有几下针刺，我就被标记好了。 现在轮到决定最大的而又不会灼伤我的线剂量，这个剂量是由计算机来决定的，掷骰子就此一次，假如x 光治疗失败，再无重复的可能了。 所有做完后，我便可以做第一次的治疗了。 那个大眼睛转到了我的左边，房间里的灯熄灭了，大眼睛出一道光束集中在我颈部。技术员告诉我，我将单独留在这里，她们都要离开，x 光有致命作用，她们将在铅屏风后面从电视荧幕上监看我是否移动。她们一面说一面奔出了房间。我听见喀哒一声和一阵呼呼声，这声音持续恰好三十秒。这是灯亮了，技术员回进来迅速地将大眼睛转到我的右边，又急匆匆的奔出去，灯又灭了，大眼睛出的光束又集中在我的颈部，又是一声喀哒和一阵呼呼声，我数了正好是三十秒钟。 第一次治疗结束了，她们帮助我从床上起来，我有点僵硬，但没有任何疼痛。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由得细细回顾了那二个姑娘在讨论我身体结构时的那种冷漠和不近人情：“头颈，肩膀太宽”说这话时旁若无人，真是一种恶劣的医疗态度。对于这种态度我是熟悉的，虽然以前没有认真去思考过。在这一生我听见过这类无理的口：“一个僵死的的老头，一个干瘪瘦小的老太婆，这破家伙在411房间......” 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带我去买一年一度的新衣服，是过犹太新年用的。母亲抱怨说夹克衫的领子有些不合适，那个售货员却说，“这不可能合适的，因为他的头颈太了。”母亲气的拉住我胳臂就往外走，我们再也没有到那家店去过，而且只要我还有记忆，这件事将永远留存在我脑中。 我有一个病人也有相似的经历。哈彩.贝森第一次来看我时是三十五岁，除了胖以外没有什么问题。她五尺三寸高，重155磅，我检查完之后唯一的建议便是减重。一星期之后她又回来了，要求我再替她磅体重。“贝森夫人，”我说，“为什么你不在家里自己磅呢？每次你到这里来是要收费的，不如你自己买个磅秤可以省不少钱。”“不”，她坚持说，“靠我自己减不了体重，只有你替我秤重，才有帮助。” 我同意了。“你的体重是154磅，”我告诉她。“不”，她却说：“151”。“你自己看着磅秤，是154。”“只有151。”她坚持说。这真把我恼火了，一个知识妇女怎么能如此蠢笨，“你再看看，难道你连这数字也不识？”她看了看解释说：“是只有151，你是把我的二个□都算进去了，但我没有算，它们重三磅，所以我把这秤上的数字减去了三。”“你怎么知道你□的重量？”“我用厨房磅秤秤过。”“那它们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吗？”“不是，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妈领我去看医生，我听见医生对她说，‘这小小的丫头，却有二个大□’，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把这□当作我身体的一部分了。” 有些滑稽，但那个医生在一个孩子面前是无心的讲了些蠢话，也许这又是一个我的专业同行在病人面前旁若无人的例子吧。 对哈彩.贝森来说，她的□只是小事一桩，而我的头颈在我一生中却再一次的成了话题。 治疗 第一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一天 - 治疗 第二天 第三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二天 第三天 第二次治疗，我到得很早。我知道时间还早，但我是有些过度的焦虑。这次我没有被直接送入治疗室而是被送入了候诊室。已经有二个病人坐在那里，我面对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三人都是癌症病人，我现在加入了兄弟会。至少从表面看，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受到特别的惊扰。 到九点二十分，我的名字还没有被叫道，我紧张起来。为什么他们还不叫我？他们在断层扫描中发现了什么？医生说过，如果断层扫描结果是阳的话，他们就不会给我放治疗，可是昨天我没有勇气问一下报告的结果。到九点二十五分，我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九点三十分，是我的预约时间，技术员叫了我的名字，我跟着她走进大厅。她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问，跟着她，我只是疑虑不决地等待着要看看她领我到哪里去，是去医生办公室还是去治疗室？她将我领进了治疗室，我高兴轻松的躺到床上，治疗毫无痛苦，十分钟便告结束。开车回家时我有一种解脱的感觉，我的断层扫描肯定是，否则他们不会替我治疗的，但是我还是没有勇气向任何人询问这以前的报告。 来得太早固然是自己的不当，但今天我才知道医生作的最残酷的事情便是让病人等待。正如先贤所说，智慧总是来得太迟。 二，三年前，拜利.李问我能否看一次他的一个关节炎病人，这个病人自己也做好了预约，只是要在二个月以后。李医生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是因为这个病人约翰.戴蒙特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是社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如果我能早些看他的话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我查了一下我的预约本，都排得满满的，但是我还是给戴蒙特先生约在第二天早晨，在我诊所上班之前。 第二天早上，为了要看戴蒙特先生，我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但还是在医院里被耽搁了。当我赶到办公室已迟了半个小时，病人走了。接待员告诉我说，他在时间过后又等了十五分钟，然后走了。一会儿，李医生来了电话，戴蒙特先生向他抱怨，白等了一回，不过我倒是被原谅了。 明天我还看这个病人吗？“不！”我对自己说，“再也不能临渴掘井，临时安排了。” 当时我是有些恼怒，但现在我理解戴蒙特先生的灰心了。我们怎么能让他为了一个预约而等待二个月？那是太残酷了。而后让他特别早的来我办公室看病，我又不在，他也是一个按日程表工作的大忙人啊！想象一下吧，那些带着抵触情绪的病人，不得不等啊等，等到他们走进医生办公室的那一刻会有什么感受。可是以前我从未想过这种情况。 治疗第三天 我又早到了，看来我无法纠正它。我被引到自己的治疗室，现在我知道这并不是简单的x 光，而是一台直线加速器。治疗进行得顺利又快速，十分钟内什么都结束了。我从床上起来笑容满脸的对技术员说“我们明天见。”“不，礼拜一，”他纠正了我“我们周末不治疗。”是么？这可能吗？在这二天里总共三分钟的照，肯定不会杀灭许多癌细胞。在任何时候，这些细胞都可能扩散到其他器官，一旦其他器官被癌细胞种植，那就为时已晚矣。为什么要拖延？为什么礼拜六，礼拜天不能治疗？这是对神的亵渎，但我不能置喙，至少是目下，我不能挑战这个制度，因为我完全依赖着它。完全没有可能仅仅是为了我，办公室就要开门，这种要求徒然令人反感。我自己对提出特权的病人也是十分恼怒的。x 光治疗需要绝对的正确，因此千万不要去搅乱医务人员的感受和干涉他们的规矩。 星期六 对我来说，这是治疗之初的不良之兆。从学校里学到的就是你一旦和癌症搏斗，就不能中途休顿，好像你抓住了老虎的尾巴决不能松手一样，因为二者之中只有一个能活。 我知道许多治疗正在改变，但我是不急于改变。今天□癌的治疗是第一个有所变化的，病人做了活检以后先回家，几天以后再回来讨论治疗的选择。越来越多的病人是只做了□肿块切除，然后进行放治疗。在我学医之初的时候，是不能这样治疗的，老师告诉我说，一旦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触到了癌细胞，就是为这种恶细胞向全身扩散打开了通路。所以在那个时候，一旦□癌的诊断成立，决不延迟，也不会与病人做进一步的讨论，外科医生就施行□除术。我知道今天是不再这么做了，其理由我也了解，但至今我仍不能确信新方法是否更好一些，我看了有关的统计治疗，但依然心存疑虑。 当癌症的诊断一经成立，我认为治疗就不应反复或停止，以我的x 光治疗来说，谁也不知道是每天治疗好还是周末有一段间歇为好，假如由我决定，我宁可每天治疗。 我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有一篇关于放治疗的论文，其题目是：“二，一，二，二”，听起来像是跳舞的节拍，论文的作者解释说，他推荐二天x 光治疗，然后休息一天，再治疗二天，再休息二天。以后就重复这一周期。在晚上的**尾酒会上，我问他是如何获得这公式的。“非常简单，”他说，“我们星期一，星期二上班，星期三停工，然后星期四和星期五又上班，星期六，星期天是周末休息。治疗周期正好配合我们的工作时间表。”我怀疑我的治疗计划大概也是如此决定的吧。 我习惯于发号施令，但现在没有这个权力了。 医学训练需要多年的驯顺服从，我就花了十四年的功夫：四年医学院学习，五年住院医生，五年在军队服务。十四年还会有人看你不起，十四年一直是“对的，先生。不，先生，你是正确的，先生。”直到你完全结束了这一学习训练阶段，你才成为你自己，然后你必须单独做出决定，第一次的时候是会心中害怕的，因为这决定便意味着生死的大事。以后你就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和身居高位的荣耀，你会喜欢这一切，再也不习惯不同意见和相反观点了。 我虽是个头，曾经是军队中的医务主任，医院里的医疗负责人，在医学院里曾是关节炎诊所的所长，现在他们剥除了我所有的指挥权，再没有人问我该怎么做，而只有人告所我该怎么做，而且我必须服从。 治疗 第二天 第三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二天 第三天 - 治疗 第四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四天 这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在这一周我将得到连续五天的治疗。我已知道，不必去得太早，还可免得在接待室里等候，省得看见那些同是生癌的病人。假如我按时赴约，就能直接进入治疗室。但是今天有些牵绊，技术员还是指示我去接待室。等了十分钟才叫到我的名字，然后领着我进入大厅，她没有把我领入治疗室，而沿着大厅一直走下去，由此我越来越疑虑不定了。“我们到哪里去啊？”我问。这技术员停止了脚步，奇怪的看着我说，“哦，你不知道？星期一是体 重日，我们必须给你秤体重。” 我理解为什么一定要秤体重。治疗可能造成吞咽困难，没有胃口，体重下降，所以要监视体重，鼓励病人进食，他吃得再多也不会吃下一条街的。 五十年前医生治病也是这种方法。在抗菌素问世以前，许多婴儿死于传染病，当一个婴儿得病并伴有呕吐，腹泻的时候，吃得胖胖的婴儿比干瘦的婴儿存活机会多得多。和五十年前的传染病一样，今天癌症的起因和治疗效果也不能预测，我也可能因肿瘤扩散或治疗的副作用而不能进食，一次忠告就是：“能吃的时候就吃，不要让体重减轻。” 我这一生就是个好食之途，最近几年已经收敛不少，而现在又要让我故态复萌，真好比纵容一个酒鬼去喝酒一样。 我知道应该吃得多一些以维持体重，或者甚至增加几磅，但没有人给我指导，他们也不懂。非专业的文献是不少，但内容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医学文献也好不到哪里去，更糟的是，医生的忠告老是在变。医生们一度告诉糖尿病人要吃高脂肪饮食，因为他们缺少处理碳水化合物的胰岛素。一份1938年的典型的糖尿病人的早餐食谱包括三个**蛋，三条培，六小块黄油，没有糖，很小的一片面包。而到1940年，专家们又改变了意见，他们给糖尿病人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并使用额外剂量的胰岛素。今天这份食谱又变化到和正常人几相类似了：低胆固醇，高复合碳水化合物，但没有单糖。憩室炎是一种常见的肠道毛病，是由于结肠的小口袋感染发言。直至最近以前，最好的医生们坚持患憩室炎的病人要用低纤维素的饮食，今天，同样这些医生的忠告是截然相反：“尽量用纤维素饮食。” 常有病人向我报告，一种特殊饮食，或过量的维他命，或微生物，或无淀粉食品，或红梅汁，甚或什么自己命名的东西，已经减缓了他们的疾病，但我从不把这种建议向其他病人介绍，经验告诉我，这种饮食对第二个病人不会有效。不管怎样我是非常难得的会去建议病人改变他们自己的饮食习惯或计划。多少年来，我发现争论饮食就如同争论宗教一样是没有用的。有多少神圣不可侵犯的饮食理念就有多少宗教的饮食禁忌。 若论及食疗，问题会更糟糕。常常有病人问我，“这本食疗书好不好”我的基本回答是，“我只知道这本书对作者是不错的，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好处。”说到底，没有一个人能令我信服，哪怕是我的太太，她还是一位营养师呢。 将鱼油添加到食疗中去是当下的时尚，其实这不是新鲜事，五十年前已经将成吨成吨的苦味的鳕鱼的鱼肝油灌到了孩子们的胃中。鳕鱼的鱼肝油富含维他命d 我们便将这维他命d 浓缩到胶囊中，并且大剂量的开给关节炎病人，直到有些病人因这些维他命d 而导致肾脏钙结石死亡后，我们才停止这种治疗。 有些饮食的告诫还是有道理的，如高血压者低盐，心脏病人低胆固醇，不过我并不知道有多少专业人士是认真看待这些饮食规则的。 我的岳母最近住院，她的医生给她安了一个心脏起搏器，几年以前这算是大手术了，现在不过是个小作而已。她住的心脏病房令人印象特别深刻，护士工作站里是一套全新装备：监视电视，闪光显示心电图，电铃等等，一群训练有素的，穿着浆洗得笔挺而洁白制服的天使们在监管和作着这些设备，真是超高的科技，超高的效能。 岳母第一天的早餐是牛排和末土豆泥——高胆固醇的膳食。一套先进的系统有什么用呢？我去诘问护士，她说这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尽管拥有这么多的计算机，这么多的科技人员，一些医院始终犯着同样的错误。我要求查看第二天的菜单，他们告诉我病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我看这菜单上，一类是供自愿，宗教原因和心脏病人用的低胆固醇食品，有水果，干土司和咖啡。另一类是病人自己想吃的炒蛋，培，末土豆泥，总之，各种各样的食物都在这同一病区。 我的祖辈从来没听说过胆固醇，在世纪初他们移居奥玛哈的时候，祖父母和外公婆是比邻而居的。那时车库和住屋是分开的，没有人拥有汽车，外公婆的密特尔曼家族把他们的车库改造成了栏圈，里面养了一头马和二头母牛。卢森堡家族则把车库改成了**舍。我们的家庭收入不多，但食品是够丰富的，母牛提供新鲜的牛，厚厚的黄油，酸甜的油和酪，母**提供每天的**蛋。一星期至少三天有牛，星期五则有**和鱼。我们吃全麦面包，水果和蔬菜只有在当令季节才有，而内布拉斯加州这种季节是很短的。除了这些，我们家还吃很多的**油，那时没有额外的维他命健康食品。外公死的时候是六十八岁，祖父活了八十四岁，外婆和祖母都活到九十多岁。他们的子女都是吃美国食品长大，有的现在八十多岁，九十多岁还依然活着。他们一代比一代高大强健，他们从来不认识营养师，所以他们也从来不知道他们吃的东西是不对的。 所有这些膳食概念的混乱能使我相信什么？我确信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不存在简单而又最好的闪失。人们中间的遗传差异太大了以至于有的人能对付脂肪，有的人不行，有的人喝了牛变得强壮，有的人却不能，有些人吃糖没问题，而糖尿病人就有问题。今天的统计学资料似乎表明瘦比肥好，低胆固醇，高纤维素膳食更为合理。然而我以为推广一种膳食犹如给所有病人服同一种药丸，未必合理，何况我这一辈子已见识过几次统计结果的变化。 治疗 第四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四天 - 治疗 第五 六 七 八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五 六 七 八天 今天一切顺利，既没等待，治疗也在十分钟里结束。我从这硬铁床上起身，扣上衬衫，开开心心的打算离开。技术员对我说，“劳驾您一分钟，你知道今天是星期二吗？”“星期二有什么特殊吗？”“医生日，”她回答说，仿佛我的脑子功能不全似的，“每个星期二你必须看医生，不要急忙回去，我找一个地方让你等他。” 她走开了五分钟后回来了，带来了最新消息：“所有的房间都满了，今天医生特别忙，他下个礼拜再看你。” 我的情绪经不住如此的变化，我刚习惯了这一套常规，突然之间这常规又没了。五分钟之前我被告知星期二是一周中最重要的一天，突然之间又被告知说不重要了，医生太忙了，还得再等一礼拜。 我有一些重要的问题要问医生，特别是我的x 光断层扫描的结果是什么？因为医生说过如果扫描结果显示有淋巴结波及的话，就不能用放治疗，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有了四次治疗，我可以确信没有什么增大的淋巴结了，但是我要了解得更多一些。 我知道有时候医学报告被秘书放进病历本以后医生本就没有看过，这一类错误特别容易发生在大的医疗中心，因为那里有持续不断的人员变动。我有从其他医生那里接手病人的经验，我发现一些阳的或显示有问题的报告都被忽视了，唯一的解释可能是这些报告本没有被医生看到。有关医学法律规定只有住院医生能和病人讨论他的化验报告或x光结果，其他人是被禁止从医院中获取这些资料的。所以我必须和利特医生交谈后才能确信他是看过我的断层扫描片子，或者起码他是读过报告了。我还必须听听他对我治疗过程的看法和意见。我唯一看见他的时候，便是从治疗室走进走出，从来没有给我说上一句话的优惠待遇。 好吧，在这里我不再是一个握有时间权的专家，只是一个病人，但医生总得和病人说话吧，想到这里，我鼓起勇气走向预约窗口去和秘书说，不管多长时间，我都愿意等在这里，直到看到医生。“等在这里没用，”她对我说，“医生今天很忙，他已经离开这里去别的医院查房了。” 治疗第六天 在开车去医院治疗的路上，我在听汽车收音机，先是新闻提要，接着是谈话秀。 来宾是一位不喜欢医生的一本出版物的作者，节目主持人以极大的热情向他致意。这位作者自吹自擂，自封为肿瘤权威。他说医生们判别他得了不治之症——癌，所以他就自我治疗。他研究印度传统学问，发现了一种沙漠植物，并用其泡茶，他喝这种茶清洁了他的血和灵魂，也因此除了癌症。现在他要和全世界分享他的秘密，他的书只卖十四元，将会告诉你更多的详情和细节。假如你有可能的话，请参加今晚他的一个讲座，他愿意不取分文，让全人类从他身上获益。他不像医生那样自私，但为了平衡一些开销，仅收取三元入场费，如你选择买书，入场费只要一元。主持人是满腔热情，“为什么医生反对你?” 他问。这位专家回答说：“这答案很明显，想一下，医生每一次看诊都要收费，反对我就是一种谋，医生们要保卫他们的收入。” 我对这个家伙很生气，但依我目前的思想状态能理解他的出现，我自己的医生不是令人可憎吗，他什么也不承诺。这里有人在说他的治疗既便宜又不痛苦，当然是个江湖骗子，但也无怪乎会有人相信。 治疗第七天 除了嗓音以外，我觉得都很好，自生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一些亲密的朋友在傍晚来看我，他们中有几个带着悲伤的表情向我问好，我理解，你怎么去向一个将死于癌症的朋友问好呢？当朋友们离去时，女人们显得格外的担忧，她们满满地亲吻我的嘴唇，舍不得离去的在我背上摩挲。 我想这真是太好了，但迟了十年，为什么这些女人等了十年之久才给我如此美妙的亲吻？她们真是难于理解。然后我笑了，我想起了一个病人。 迪克.郎请我在医院里会诊他的一个女病人。首先我敲了敲病人的房门，尊重她的隐私。即使是在医院里，我也从来没有不经通知就闯入病房。我等着，一个柔软的声音在请我进去，于是我走了进去。房间里灯光暗淡，一个病人坐在床上，她全身完全赤露，带着微笑。从她病历上我知道她四十五岁，但她有着十六岁的身材，长长的黑头发垂在双肩，浓浓的睫毛更凸显了她一对乌亮的眼睛。在我还来不及镇定下来之前，她很快地问道，“你是谁？”“我是卢森堡医生，朗医生请我来替你会诊。”“噢，对不起，”她说，一边从床上下来，走向壁柜，穿上了一件睡袍又走回去，庄重的坐在床上，十分平静地说：“现在我准备好了，一生。”我弄不懂为谁准备好了？我一直找不到答案，这也是我长期医生生涯中不得其解的一个秘密。 治疗第八天 星期五，拉比到访 娣温和的打断我说，“高拉比今天来过电话。” “他要做什么？” “他要来看你。” 我有点恼怒了，“为什么？我又不是他们教会的长期成员，他过去从没给我打过电话。我不需要吊丧，也不要他的同情。”“我不能说不，”娣解释说。“我不想替自己找麻烦，”我回嘴说：“本来在你面对死亡时唯一想做的便是告诉别人你在想什么。年纪大了并不是行为古怪，而是自我抑制，我不愿多说，他什么时候来？”“今天。” 下午，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来了。我不得不佩服他，他正在做着我从来不敢做的事——给在家里的癌症病人打电话。我能做的只有在医院的病房里探视临终的病人，当治疗失败时，一个医生能对病人说什么呢？我总是为生癌的病人请求会诊，让会诊医生去解释我们的失败。我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悲伤，因为病人太需要帮助了，而我却无能为力。 我在门口迎接拉比，陪他进入书房，当他一坐下来，我便挑衅似的问他：“你是来为我祷告吗？”“不，我已经学得聪明了，当我刚做拉比的时候，我习惯于手中拿着一本小小的黑色祷告书在病房中巡视，后来我承认，我的这付模样在病人看来就像是为他们作安息祷告。”“你的意思是犹太人并不信祷告？”“完全相反，”他回答我，“不过他们习惯于个别地向上帝祷告，他们不需要中介，比如像一个年轻而傲慢的拉比。”“那么不拿那本祷告书，病人是否友好地接受你了？” “不完全是。有一次我应医院的电话之召，走进病房，还未在病人面前停下，他就开始背诵他的所有症状，完了后他要求说，‘医生，你能为我做什么？’”“我们能祈祷，”我回答他。 “祈祷？见鬼，老兄！我在生病，为我做些事吧。”“听起来倒像是在对我说，”我对拉比说。“宗教也是能做些实事的，”拉比回答，“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我一个□的朋友有一个寡妇女儿，在他们的宗教里，婚姻是在天堂里已经缘定终生的，因此一个寡妇只能再嫁给一个鳏夫，否则当他们回到天堂与原配重新会合的话，就会有一方没有配偶了。但事情就是发生了，这个女儿发疯似的爱上了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人，他也同样爱她，但结婚是不可能的。他们便带着这个问题勇敢地去面对教会中的长者。你知道怎么解决的？”“不知道。”我回答。“他们结婚了，那些长者建议他们当回到天堂时让上帝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喜欢这个方法，”我告诉拉比，“这倒很像我祖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小时候老把玩具拆开，她警告我，‘你把玩具拆开就装不起来了，再也玩不成了’。她的宗教理念就是她一再说的，假如你问得太多，探究得太深，你的结果就是什么也没有了。”“你是否有过一个病人出乎你的意料从癌症中康复的？”拉比问。“犹太人相信奇迹吗？”我回答他。“是的，摩西将红海分开，把水引开。”“你是个回避大师，”我对他说，“不过我有些难忘的病例，像安吉罗.卡斯蒂路——这么多年了我还能记住他的名字，我做住院医生阅看病历时发现五年前我曾见过他，那时安吉罗被告知他的妻子将死于癌症。我真不愿旧事重提，但不得不问一下：“你太太怎样了？”他笑了。“她很好啊，她还活着。医生把我吓得要死，我带她回家等死时把医生的话告诉她，她只是说他们错了，上帝已经对我说他们错了。她没有变坏，而是越来越好，现在依然活着。”“那你对此怎么看呢？”拉比问道。“很简单，诊断错误。每个医生都会有类似的病例。假如病人存活了，在去复查一下病历的话，通常都会发现要么是x 光片被误读了，要么是病理切片被误判了，这就造成了所谓的‘信念治愈’。有些病例甚至是病理解剖后也不能确定死亡原因。我知道一些很优秀的病理学家对活检结果是恶还是良都有分歧意见。你想象一下，对病人而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罪孽？如果你不治疗，你可能死于癌，如果你治疗，你可能死于不必要的治疗。”“你是否知道有诊断确凿的严重病例，没经治疗而康复的呢？”拉比坚持地问。“有的”我告诉他，“我有过一个病例，我确信她是得了癌，没有经过医疗而康复了，我告诉不了你为什么。” 拉比站起来要走了。“你有什么事要忙？”我问。“今天是星期五，”他解释说，“我必须在日落前为主日作些准备。”“我想也是，你要逃了，你并不比我好呀，你把时间安排得这么妙，来看病人，只有几分钟便要走了。” 我们两人相对露齿而笑，显然拉比的药让我感觉好多了。 星期六 今天是休息天，没有治疗。荞爱丝，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打电话来，她听见了这个坏消息，要和丈夫一起来看我。我急迫的要她过来，但她始终还是没来。 以前从未想到过，但重病之后，和我的许多病人一样，却有了一种被隔离的感受。对别人的麻烦再也难于去关心了，邻居家专心致志的改建露台也引不起我的兴趣，而且我的一些朋友也有了与我交往的困惑。总之，我的癌症成了一张石蕊试纸，谁能和我一起面对癌症，谁不能，都被试出来了。我理解荞爱丝，去造访一位濒死的生癌病人是一件难事，我理解但我受伤。 治疗 第五 六 七 八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五 六 七 八天 - 治疗 第九 十 十一 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九 十 十一 天 治疗第九天 早晨的x 光治疗一切顺利。傍晚凯特医生，替我做第一次活检和漏失诊断的那一位，打来电话。我不想和他说话，借口说我的喉咙痛得不能开口便将话筒递给了娣，她流着眼泪听着凯特医生的解释，他是因为活体组织检查而过于放心了，他是非常的遗憾，他还能做些什么？ 还能做什么？死亡已经铸成了，延误可能是致命的，我只是不知道罢了。我不知道他打来电话是要真正的表示抱歉还是试图要预先阻止一场医疗事故的官司。已经有人劝我打一场误诊的官司，作为一个医生，我懂得他的感觉。我自己也有过误诊，每次错误之后总有一段时间的压抑，自责和焦虑，但那和病人及其家属的悲痛是无法比拟的。 世界上没有一位从不犯过失的医生，我们都会犯错。我认识一个医生，他坚持说从未有过误诊。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他拒绝承认错误，就永远不能从错误中学到东西。他轻易地忘记了邓克莱夫人的病例。 这位夫人五十多岁，请他会诊。如果说有神经过敏的话，这位夫人就是，她简直是无休无止的抱怨病痛，每星期都会有新的症状出现。当她主诉消化不良时，那位从未误诊的医师被她持续不断的抱怨而变得不胜其烦，请了其他的专家为她检查。三个放科医生替她做了x 光检查，三次结果都正常。一年之后，邓克莱夫人死于消化不良，尸体解剖揭示她有胃癌。今天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可曲式的胃镜，这个医生是应该做出正确诊断的。 凯特医生的过错不是漏诊，他错在没有更新知识，没有使用最先进的技术。 我是他的同事，我不会把告他渎职的官司当成娱乐。我懂得医生们受到医疗事故威胁时候的感受，这无异于是当众侮辱，因为他们本是献身于这个终身行善的职业，而医疗事故却意味着他们在作恶。一场渎职的官司会留下一道终生的伤痕，但也确实是一种造就有责任医生的可行之道，而且病人因不当诊断和治疗而受的痛苦又何止于那一道伤痕呢！ 我不会去状告凯特医生，虽然别人因着这正当的理由可能会这么做。我们作为同事和熟人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我怕我们的友谊是结束了。 治疗第十天 今天星期二，医生日，自最初看这医生以来，今天还是第一次复诊，我有些焦虑。令人不能宽心的是这次看诊简短而又草率。“你觉得怎样？”他问。“不错。”“喉咙不痛？”“不痛。”“没有咳嗽？”“没有。”“没有吞咽困难？”“没有。”“皮肤痛吗？”“不痛。” 对所有情况我都害怕说“有”，怕他会停止治疗。“会有什么事吗？”我问。他只说了一句话：“你会觉得不好的”。 这不是我治疗病人的方式，我总是安慰病人，这也是帮助病人康复的一种重要因素。这些肿瘤治疗师真是另类，他们是绝对的老实。 我离开后意识到没有问他“我的断层扫描能看到什么？有没有淋巴结被波及？”我还是自己不想知道呗，我猜想。以前我总是批评那些病人，他们在看病时尽说些无用的话，而当临离开时才说，“噢，我忘了提一下，我的□上有一肿块。”现在我的行为和他们一样。 从实践经验中我学会了在病人离开前总要问一下“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越来越多的医生也都学会了以这种方式结束和病人的谈话，但是明显的，我的医生不在其列。 治疗第十一天 现在我真不知道是否应就x 光治疗去寻求第二种意见。似乎是什么也没做过一样，我有点失望了，我的声音依然像磨锉刀，也没有任何x 线治疗的副作用，我的嗓子不疼，吞咽无困难，就好像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每三个月技术员轮换，他们这种轮转既避免了老在一个地方的无聊乏味，又能学习纵新的机器，对我则毫无意义，对准目标打击癌细胞才是最重要的，我才忿恨让每一个人都来知道我。 不过这一次轮换却轮到我高兴了。新来的技术员黛比是一个乐子，我的头颈在治疗时必须曝露出来，她不等我自己解开领口就帮我解开了扣子，还把领子整齐的折在里面。治疗结束后，灯光打开，治疗床降下来，她托住我的双肩帮我下床，她懂得我的眼神，帮我拉直衬衫领子，扣上扣子，让我很舒服。几乎是第一回我感到有人在照顾我，真正在乎我身上发生的事。 我不知道我太太是否在意。我父亲九十岁时，成了我母亲沉重的负担，我们劝说她雇了一个白天帮手。第一个礼拜，母亲很高兴，第二个礼拜却把那姑娘解雇了，她说，“那个女孩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坐在他身边，他们手拉着手，她亲吻他，他亲吻她，我想你父亲喜欢她都超过喜欢我了，我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付她一小时八元钱的工资。 治疗 第九 十 十一 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九 十 十一 天 - 治疗 十二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十二天 治疗第十二天 我到候诊室时，已有一个四岁的男孩在那里了，他的头剃得光光的，□的颅廓上标着治疗部位的青色印记，他一边玩着玩具卡车一边在笑。另有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手里持着病历卡，正在看书。我猜想是白血病人。还有一位头上包着围巾的妇人，说明她的头发可能因x 光治疗和化疗而全部掉光了。我们都沉默无声的耐心地在等着自己的叫号，这时进来了一个鼓舞我们情绪的老妇人，从她桃红色的工作围裙和塑料识别卡上我知道她是一位志愿工作者。她分发给我们杂志和硬糖，大家都拒绝了，保括那个小男孩。她又开始安慰大家，我们依然保持沉默，仿佛我们组成了一个捍卫自尊的同盟。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病况是多么的严重而治愈的机会又是那样的渺小，故而拒绝了这位老妇人提供的‘轻松人生’。世间多悲事，这位妇人没有得癌症，但已老迈，可能还有忧郁和孤独，她唯一的排解也许就是来志愿地为比她处境更坏的，我们这些癌症患者工作。 我们都在接受治疗，所以我们应该是都有希望的，不过我们都懂得我们不是不会死亡的。直至最近我还把自己的疾病归结于一些完全能自愈或可治疗的伤风，流感，饮食不当等等。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是会死的，因此现在我又把所有的症状归之于癌，如果咳嗽，我会想到肺癌，如果疼痛，就怀疑我的癌已扩散到骨头。我没有向我的医生提及这些令任何人都害怕的症状，因为我的医生会认为我是愚蠢可笑，但事实上，真的可能癌已扩散到骨头上。 过去几天我有些恶心，我将其归咎于x 线治疗的副作用，和医生讨论时，他明确地告诉我，我还没有接受到足够引起恶心的剂量。假如是那种情况的话，则我确信癌已扩散到我的肝脏去了。 假如症状持续存在，我将不得不面对它去做肠胃检查。我真不愿意去想它，这是令人畏惧的检查，胃部x 光检查还不算可怕，但吞下像粉笔灰一样的钡剂实在不好受。肠子的检查，我则害怕泻药和灌肠。 这真是个两难，如果我提出主诉，我就得去检查，如果无主诉，就不用检查，但很可能会错失诊断。不幸的是，我不像普通的病人，我偏偏知道有些检查不是肯定无害的。医生们喜欢多做检查和试验，使医学看上去更科学。再说近年因为误诊而导致医疗事故诉讼，更使得医生们倾向于多做检查，宁滥毋缺，这被称之为防御医学。这种行为可以理解，假如一个诊断被错失，而这个诊断又有相应的确诊试验，则你在法庭上便无可辩解，这非常像凯特医生在我的病例上没有使用显微鼻咽镜一样。 许多检查是无害的，但有一些检查要注药物，在偶尔情况下，这种药物可能有致命的过敏反应。有些检查作如肝脏的针刺活检或心脏导管是侵入的，即有器械被引入体内，像任何外科手术一样，存在着虽然很少，但是真实的危险。 有时即使实验本身确实无害，也会导致诊断模糊，因为所有的实验室检查都有百分之十的误差。我曾将同一份血标本分成三份送到三个不同的实验室，结果拿回三份不同的报告！在一个没有经验或心的医生手上，一份错误的报告会造成不必要的治疗或作。 我在做实习医生的时候，肺炎还是一种致命的疾病，尤其威胁一岁内的婴儿和青壮年成人，四个人中有一个会死亡。因为医生还没有治疗方法，他们只能在一些枝尾末节的问题，如一天该服几片阿司匹林，病房的窗应该开还是关等上面争论。 我在医院实习期间，每天早晨，穿着深色西装，白衬衫，系着丝领带的主任医师会出现在病房里，他的后面跟着一大群穿着白大衣的住院医生和实习医生，还有穿着白夹克和普通裤子的医学生围在四周。当这一群人浩浩荡荡走进病房时，所有的护士都紧张的站在哪里。 这位尊贵的大医生虽然对肺炎也是无能为力，却总是要下医嘱，作实验室检查。那一段时期，我们能将致病肺炎球菌作三十二种分类。当一个肺炎病人入院后，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实习医生总要被叫起来去做痰化验和肺炎球菌的分类。第二天医院查房时，我便走入人群，侯在外围。主任医生会转向总住院医生问，“痰检查是什么结果？”总住院医生再转向背后的助理住院医生，“痰检查是什么结果？”助理住院医生再转向我，这个实习医生，问道，“痰检查是什么结果？”我昏昏欲睡的回答，“四型肺炎球菌。”这个答案便又一层一层的往上转达，直至主任医生，他便会满意的点一下头。 有一天早晨，我再也站不下去了，出其不意的脱口而出：“你们都知道这肺炎球菌的分型了，接下去你们还会做什么？”他们都站在那里吃惊地看着我，为着这不耐烦，我就差没被大家从医院窗口里扔了出去。 假如我继续抱怨有恶心，那就会有我预想的情节发生：肠胃道专科医生将会被请来替我会诊。在他之前会有一个医学生，再一次地向我采集病史，然后作全面的体检，甚至会查腹股沟疝和做直肠检查，因为他必须学习。之后会来一位住院医生，必定是一位年轻姑娘，她会问相同的问题，而且甚至更个人化的问题，也会作比医学生更彻底的检查，也会 查我有无腹股沟疝。她会开医嘱重复做血，尿，心电图，部x 光检查，虽然二周之前都已作过。另外她还会加做胃和大肠x 光，护士会给我一个盛尿的器皿和三个小瓶子，让我收集各别三天的大便。最后这位大忙人，肠胃科专家才会出现。假如他不厌其烦的话，他还会重复整个病史和体检，假如实在太忙的话，他就会接受住院医生的报告。胃和肠道x 光报告正常，片子就被搁在一边，但是有一个大便标本显示有血残迹，于是不管我是否吃过红，是否有过度的刷牙，或服过阿司匹林，使得这个非常敏感的实验呈现阳，这结果便被读成“出血”。好了，就像一个追捕着，这位医生有了线索，就将循着迹象追踪，绝不放弃。我会被要求做胃镜，直肠镜检查，我拒绝直肠镜检查，他们会坚持说这是对我好。“每一个六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必须做直肠镜检查以便早期探测结肠癌。”他们会对我如是说。 我不清楚他们之中或如我一样年龄的医生中会有多少人去志愿做直肠镜检查，不会很多，我敢肯定。 当所有试验结果都正常后，便会有一个普瓦式的（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议事会）议事过程。首先他们询问医学生的看法，医学生会说，“病人是个老人，但并不衰竭，可能有肝硬化，病人否认汹酒史，但汹酒者都是从不承认的。”然后住院医生发表意见，“病人的婚姻生活还正常，所以我想他的恶心不是功能的毛病。我检查的时候他的血压升高，我曾有过一个主诉恶心的病人，心脏病，心绞痛都应排除。但是病人已经七十岁了，我们不能过于自信。” 最后肠胃科医生会说，“我们已经在病人身上犯了个错误，如果他有主诉，那就可能是真的，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我们再也不能误诊了，和他谈一谈，要做个心脏动脉造影，肝脏扫描和肝脏针刺活检。” 他们和我商量，我自然说，“不”。我知道利害，冠状动脉造影通常来讲还算安全，但有千分之一的中风发生率或死亡率。肝脏活检则可能造成致命的出血。再说假如发现了什么，也不见得他们会因之而做些什么。我就像一九三o年代的肺炎病人，他们知道，但又能做什么？ 因为我说“不”，他们会对我太太说，我很倔强，所以他们对可能的误诊不负责任。这一类的剧本，过去我都见过，只不过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而从不关心罢了。假如我有一个病人，他的行为举止像我一样的话，我可能会请他或她去另请高明。 治疗 十二天在线阅读 治疗 十二天 - 治疗 第十三 十四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十三 十四天 治疗第十三天 接待员为她在咬嚼口香糖而道歉。“这是一种非职业态度”，我告诫她。“我很为难，”她解释说，“这不是真正的口香糖，我在试图戒烟，这是尼古丁胶。”“你？你抽烟？”我惊奇地问，“还有谁比你更明白抽烟的后果？”“我知道，”她说，“可是我戒不掉。” 我反思到凡事是，在人易，在己难，哪怕为长远之计而放弃一时之快也是何等的艰难啊。 当医生第一次成功的切除了肺癌而在医学年会上报告论文时，报告者获得了响亮的掌声，然后他补充了一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抽烟是肺癌的一大原因。”同时他点燃了一巨型黑色雪茄，放进嘴里而步下讲台。最后他死于了肺癌。 医生明白，病人绝非会全盘遵照他的嘱咐，但也无能为力，估计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不服从医嘱的。我的一个同事，简.博拉脱，特别不能忍受这种违反行为，假如他遇上他的病人抽烟，他会把香烟从对方口中取下并掐灭。在饭店里，假如他看见他的病人正在吃应该禁食的东西，他会公开的严则并要求伺者将食盘拿走。 有些病人生病以后，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医生去管，即使他们一生中非常能干，也要把治病的责任权属转移给他人。我有一个病人就是如此，她指责我是沙文主义着，我就问她为什么不换一个医生呢，她说，“我喜欢被一个严厉的男人所指导。” 我并不跟着我的病人进饭店，去看看他们吃什么，但是我对待他们就好像我是个老板，对男人和女人都一视同仁。那个病人称我是沙文主义者是不对的，我想我肯定是一个最早的妇女解放论者。 星期六 这个周末，我们临时照看两个较大的孙辈，十岁的史蒂夫和七岁的萝拉。我们常常玩牌戏，简单的如红心，老女仆，也可能玩五张扑克，但今天令我们大吃一惊。为了引我开心，他们的父母秘密的教会了他们打桥牌。他们为我们表演这一门崭新技艺时，娣和我确信他们是世上最聪敏，机灵的小孩。 通常玩完牌戏后，我给他们讲儿童故事。我的爷爷给我讲的是沙皇，哥萨克骑兵，大屠杀，我的父亲给我的小孩讲的是飘洋过海，轮船的统舱和靠着粮黑面包活命的故事。我给眼前的孙辈讲的是我在奥马哈的童年，大雪和零度以下的气候，以及在如此低温下我是如何步行一英里去上学，一天来回四次，因为必须回家吃午饭。他们理解不了我的故事，生活在波特兰，从来没有零度以下的气温，而且他们也不能设想会有一个没有汽车的家庭。今天我没有声音可给他们讲故事，大家决定到外面去吃晚餐，一致同意去吃中国餐。 波特兰充满着中餐馆，除了中国城外，每个社区都一家，有时候一个街口就有二家。过去没有什么选择，很简单，都是同一种中餐——广东菜。花十元钱就能让我的六口之家饱餐一顿，吃的是春卷，馄饨汤，炒饭，炒面，炸虾和幸运饼。我和华人社区的关系很好，常常有饭店老板拒绝给我账单，我坚持付钱，因此回家时男孩子们总是带着一大袋幸运饼和糖。 时下，随着从台湾，香港和上海来的大量移民的流入，中餐馆有了不同的地方风味：粤菜，京菜，川菜，闽浙和湖南菜。和以前一样，娣和我要吃广东菜，史蒂夫要吃北京菜，萝拉要吃回锅，所以最终大家互相托卸去吃日本餐，但两个孩子坚持要去有寿司吧的。“如此老练的口味”，我和娣说，“我在他们那样的年龄可从没吃过生鱼。”“那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鲱鱼?”娣问。“那算什么，我小时候每个人都是吃鲱鱼，水煮土豆和黑面包。”然而我笑了，承认鲱鱼是生的。“你知道”我继续说，“我们从来看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我的医生们弄得我很不愉快，他们让我等，但等了一小时，他们在我身上只花了五分钟。我是不高兴，但没有抱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五十年来我对我的病人是做了同样的事。” 治疗第十四天 今天我有了新的思考热点，我头颈的皮肤颜色有点淡红，放治疗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皮肤灼伤。我问技术员假如病人发生一定的皮肤反应是否必须停止治疗，她笑着说，“是的”。但并没有察看我的皮肤，我也没有坚持。我害怕告诉她我的皮肤情况，我不想中断我的治疗。我应该去找利特医生，让他来做决定我是否继续治疗，我自己作不了主。 在我医生生涯的每一天，我必须要做出攸关他人生死的许多决定，我尽力作出最佳之举，但毕竟我是个人，在许多时候会有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变化。偶尔我会误入歧途，做出错误的决定，病人和我也就随之而行。尽管在作出每个决定之初，我是考虑再三，预测各种可能的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的结局总是自动地遵循着统计学的概率。“这就是一个医生面对的生活”我对自己说。 然而现在我是一个病人，我不想发生任何错误，我不能依赖于统计概率。我知道医生们都是人，即使利特医生处理这种问题比我更有经验，我也不能听之任之，任其作决定。所以我做了件蠢事，为了让治疗继续，我什么也没有说，再说这皮肤发红轻微的很，不仔细看很难发现，除了我自己没有人会过分注意的。这总是一件笨事，很可能会有严重的皮肤灼伤，而且一直会影响我的余生。 治疗 第十三 十四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十三 十四天 - 治疗 第十五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十五天 治疗第十五天 今天是星期二，医生日。现在唯一能使我有安全之感的便是我还在常规治疗之中，每天做完全同样的事情令人迷离恍惚，我只是一心专注于每天的常规治疗而不去管它毛病如何。 但是今天有些变化。在我成为医学院的病人的第一天，我就拿到了一张塑料卡，像信用卡一样，上面有我的姓名和号码。这是一张入门证，每次看病，我需将此卡交到接待员手中，让她打印在二张纸上，其中一张纸是保存在我的病历档案中，另一张纸则送到财务室收帐用。这是一套非人为的客观作系统，它是如何运转的啊？医学院大概有百万以上的病历档案，据我所知，我们的小诊室已经累计有六万本病历。今天当我把此卡交给接待员时，她微笑地说：“我们正在改变计算机系统，你离开这里后必须到病史室去拿一张新卡和一个新的号码。” 这看来是件小事，但让我生气。有着百万档案的病史室，很难不遗失一份档案，我知道发生过这种事情，而且有时候这病历是再也找不到了。然后每个人不得不凭着记忆和猜测而工作，医生看过病人的纪录是很难重建的。另外，为了取得新号码，我必须去另一幢大楼，意味着我至少要浪费掉一小时时间。 我对着这可怜的接待员发泄着敌对情绪：“为什么不能用邮寄呢？病史室在另一幢大楼，我要步行穿过校园，还有那么多的电梯，那么多的等候。”“我不知道，我只是在这里工作。”她说。 我治疗结束后，技术员帮我从治疗床上下来，护送我进了一间小小的隔间，然后把我的病历放在门边的小箱子里。 我焦虑不安的等着医生，希望他能给我些确切的东西。他进来了，点头，浅浅的微笑，当他在我颈部扪诊的时候，我仔细的观察他的脸部表情，试图从中读出一些他的想法。想象一下吧，我作为一名医生，将身份降到如此之低，为什么就不直截了当地问他呢？接着他用压舌板看了我的喉咙，又掏出了他的镜子，将这咽喉镜送进我的喉咙去观察咽部，我无法讲话，但从他脸上看到一种受挫的表情。他将咽喉镜抽了出来说道，“噢，我忘了，用这镜子我们看不到你的声带病变。”为什么他记不住以前曾用咽喉镜而失败的一事呢？我知道他没有训练过如何使用新式的纤维鼻咽镜，我感到有些挫折和忧虑，因为我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又不能建议他去叫助手来帮忙而显露出对他的不敬。“你觉得怎样？”他问。“觉得很好，和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两样。”我的领子扣着，他看不见我的颈子，也没有问我皮肤的情况，我也就没有告诉他。“现在还早呐，”他对我说，“你还会声音更嘶哑，喉咙更痛。”他说的非是我所想听的，于是鼓起勇气问：“我成功的机会有多少？”“大约有85%的治愈率。”他如是说，已是第九次或第十次了。“我希望你说的是对的，”我的脑子并不集中在这85%，相反是集中在这失败的15%,所以继续说道，“我一直在想着x 线是致肿瘤的，会造成癌。”“一点不错，它会造成癌，当我们过度治疗时。”他坦白的回答，“但是应用现代x 线和现代方法，我们可以摧毁癌细胞而保留健康细胞。”他又给了我一个微笑，站了起来，明显不愿意继续讨论下去而走了出去。我没有请他停下，知道星期二对他而言是非常忙的一天，而且也知道他会有什么感觉，很多时候医生只是做，但不能和病人说。 在我慢慢走向病史室时竭力企图弄清楚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他们告诉我在用x 线治疗，x,意味着未知数，我看不见，听不见，尝不着，感觉不到和嗅不到这个x 线，发生任何事情或者这个机器是否在工作，我都无法知道。皮肤的灼伤并不一定指示癌被触及，放科医生提醒我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请求我要有信心，他是个牧师？ 我觉得除了要有信心外我一无选择，但我真的树立不起信心。有时候我给病人开出x 线治疗的处方，心里明白，充其量只能起缓和作用，治标不治本。但我从来不对病人说“我们停下来吧”，假如一种方法失败了，我就换一种，哪怕我知道于事无补。我被教育的就是不要和病人说，只是去做新的尝试。我知道今天强调的则是实事求是，和病人分享事实而不管这事实是多么的可怕。但也有例外，出于职业礼貌，医生们不会像对待病人一样的对待同事，所以我也就很可能被置于真相之外了。 我始终不知道对一个注定没救的病人该说些什么，因此去看望一个临终的病人是万分痛苦的一件事。每当我走向病房时会肌紧张，情绪焦虑，因为我知道病人将专注于我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说话。我的出现应该是给病人带来宽慰，我尽量逗留的时间比往常长一些，不过说真的，我是迫不及待的要离开，当走到走廊时才感到获得了解脱，但当走到大门时，又已经为明天的查房做好准备了。随着病人的接近死亡，每一次的查房是一次比一次痛苦。 我母亲躺在病房里度过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时，我怀着极度的艰难和沉重去探望她，从他的眼睛和特殊的举止中我明白她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不能告诉她，她正在死去。所有的会诊和无数的检验都不能给她带来生的希望，我们大家都知道结局是什么，但没有一个人能对她吐出一个字。在她死的那一天，她告诉我，她从她的夜班护士，一个天主教姐妹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安慰，这个护士在巡查时花了几分钟来关怀她，并对她说，“我为你祷告”。“想象一下”，她对我说“一个天主教姐妹为一个犹太女人祷告”，她握住我的手，看着我再也不说了。从她的目光中我知道她在说：你为我祷告吗？你为我按传统吟诵为死者祈祷的哀辞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不论说什么都是在承认即将到来的死亡，作为一个医生，我知道终点近了，但作为一个儿子，我情感上接受不了。在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对病人说过“你正在死去”，这是对一个受控告的杀人犯的说话方式，为什么对一个无辜的病人那么说呢？希望是与生俱来的，剥夺掉病人的希望是残酷的，也会有医生错了，奇迹发生的时候。 人人都同意要对癌症病人告之实情，但告之多少？我知道有些医生在鼓动对那些给与生癌病人过于乐观预后的同行以纪律处分，现今的规则是“实话实说”。 在职工大会上，年轻的医生，护士和社会工作者讲述着一些病人当被告知生癌以后是如何的自我克制，经常听到诸如“他是一个男子汉”，或者“她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之类的说词。我认为这些小医生之所为是令人震惊和不可信的，他们误解了人们接受天命的平静。 我曾听说过一个医生对病人说，“回家吧，治疗失败了，我们为你没什么可做了。”“你是说让我回家等死？”病人问他。“我们大家最终不都是要死的？”医生回答他。这位医生是代表了一种摩登学派。 我从医学院毕业的时代，没有一个医生会对病人说，“你得了癌”，只会告诉家属而从不告诉病人。随着治疗的进步和病人越来越有知识，这规则转变为“直接告知真相”。实践证明“直接告知真相”是残忍的不寻常的惩罚。现在我们教导医学生，“听病人说，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想知道什么和知道多少，然后告诉他们能接受的东西。” 这个权威意见听起来是简单明了，但是，是那样吗？ 凯莎苓.褒格在进手术室前对我说，“我醒来后告诉我真相，如果是癌，我要知道。我先生得了中风，我是我们家唯一的支撑，什么事情也别瞒我。” 我把这话重复给外科大夫史瓦茨医生。手术后他直接的告诉凯莎苓说，“你得的是不能手术和无法治疗的肺癌。”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凯莎苓，尽管她还疼，她很高兴和愉快，对我说，“史瓦茨医生真，他是如此的诚实和坦率，我喜欢她。”下一个上午我去看她时，她问：“史瓦茨医生有什么好？有什么证明？”第三天她对我说：“我再也不要史瓦茨医生来看我了，我忍受不了他，拜托，让她离我远一些。” 这不是史瓦茨医生的错，关键是一个明能干，经验丰富的医生应该知道怎么和一个将死的病人说话，像史瓦茨一类的医生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正在接受的是哪一种治疗？是老式的一种“保持病人的希望”还是摩登的一种“实话实说”？ 我的医生们都是年老一族，我将粘着他们，我可不让他们的年轻住院医生或以学生靠近我。 我终于到达了病史室，在那里等了半个小时，换好了卡片。我看了他们给我的新卡片，发现姓名拼写是正确的，但医学博士的头衔被去掉了，他们把我完全降到了一个普通病人的地位。 治疗 第十五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十五天 - 治疗 第十六 十七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十六 十七天 治疗第十六天 醒来时，口中有一种恶臭。我小时候医生们检测脉搏和检视舌头都很在行，假如舌头有一厚层苔衣，就会给你开轻泻剂。我在镜子中察看舌头，看来正常，那么这恶臭是来自于死亡的癌细胞还是来自于死亡的正常细胞？ 八月份对治疗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月份，太多的休假，技术员们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今天是泰特当班，我已经信任他了，从治疗的第一天起，我就看见他在这部门里进出了。我想他肯定还是一个头，因为是他在指挥着他人忙碌。 今天的治疗我感到放心，泰特迅速而有效地将x 线管中心对准了我的刺青标记，底片盒咔嚓一声进入了位置，灯亮了，他急急地走出房间，灯又灭了，呼呼的响声开始了，我知道我要接受一分钟的x 线，每一侧是三十秒。我总是数数来消除紧张，于是我开始数：一，二，咔嗒一声，灯又亮了，红灯在闪烁，出什么事了？治疗被中断。技术员奔了进来，尽力安慰我，“紧急开关启动了，机器关掉了，你不会被曝光过渡的”。“什么紧急情况机器会关掉？”我问。“你用的是直线加速器，那是一种人造x 线，来自于一个真空管。当管 子开始老化后，机器就常会出故障。这个管子的寿命到了，我不断的催促部门换个新的，但没人听。一个新管子要六千美元，所以要把它用到最后一口气。现在假如你在休士顿，他们给你用的就是钴60，那是真的自然x 线。史坦福大学喜欢这个，不过依我看，这终究是人造x 线。 我被震惊了，在治疗之前没有人告诉我可以在钴60和现在的治疗之间作选择。“现在怎么样？”我问，“多长时间你能修好这机器”？“噢，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修不好的”，他说，“也许这管子还有些寿命，这个部门不愿浪费钱，我们只能用到它爆掉为止，我希望它还能让你做完今天的治疗。” 这管子还能放出正确的剂量吗？我内心十分害怕，但什么也没说。 他离开房间一，二分钟后，这呼呼的响声又开始了。机器在工作，我耐心的数着一，二，三直至三十秒，一半治疗完成，机器转到我的左侧，治疗床又调整了一下，我能听出来，机器又费力的做了三十秒。 我理好领子准备离开，并问道，“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害怕听到回答，我不想让治疗延误。“我不知道”，他回答，“只有当这个管子完全报废了，我们才能要一个新的。”“换个管子要多长时间？”“六个小时，不用担心”，他告诉我，“在这个部门没有一个人完成治疗而没有中间停顿的”。然后他又问，“早晨你什么时候离家出门？”“九点钟。”“好的，明天早晨九点之前我会打电话给你，假如机器坏了。” 我离开时是忧心忡忡又怒气十足，决定去参加下一次的州立法会议，要给他们放一，太怠慢医学院了！能想象吗？州里花费几百万，而一个好的x 线管子才区区六千元，太便宜了。 治疗第十七天 这个早晨我游荡不安，我不想离家太早而错失了技术员报告机器故障的电话，结果什么电话也没有。我九点准时出门，按时到达，但我被引到了候诊室。 那里等候的是个小伙子，喉咙里着通气的管子，因为不能讲话，只能用一块石板写字代替。我知道假如我的放治疗失败了，我就会和他一样。不过这情景并不太困扰我，因我的思想已全部集中在那个x 线管上了，它爆掉了没有？最后技术员叫到了我的名字，他用微笑和我打招呼。“管子还行吗？”我急不可待地问。“嗯，可以”他若无其事地说。 “那昨天是出什么事了？”“我按错了一个按钮，我压到了紧急按钮。” 治疗过程风平浪静，我准备离开，同时开始抱怨——不是他的业务疏忽。“你知道”，我说：“你把我的治疗开始时间推迟了，在停车米表里我放的钱不够，可能会拿到停车罚单了。”“抱歉！”他回答：“学校的每一部门都有自己的预算和规定，其他部门会替你付罚金，假如是他们造成超时的话，但是这个部门不会。我不断的和他们说这是错了，病人不高兴的，但是他们不听我的，他们太小气了，你得自己付罚金了。” 我走了，真希望这个假期快结束，当然，并不是仅仅因为考虑这停车的罚金，我决定不了的是，是否要向泰特的上司报告，他的行为已引起了我的疑虑：我治疗的计量是否正确？x 线光束是否聚焦了？假如说泰特并没有造成我身体的伤害的话，但他已伤害了我的心理和造成了应该是平静时间里的不必要忧虑。 如果一个病人举报泰特，他的上司可能不把它当回事，因为这举报出自于一个情绪失常的病人，即使他的老板接受了举报，充其量泰特可能只会受到一次训责。而假如我去举报他，那层级就不一样了，同事们会传来传去，我的申诉就不会被忽视了。其实没有一个申诉是可以被忽视不管的，假如泰特不适合它的工作岗位，其他的人因该和我一样也是明 白的。 还有，我知道失业的苦恼。我父亲刚到奥马哈的时候，它是一个工人，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油漆车厢，他的哥哥大伟是街道车公司的门房。我九岁那年，他们积蓄起了足够的钱，合作开了一家男人服装店——r.b 衬衫店，就在奥马哈的市中心，高级地段，十四街和道格拉斯街的交口。他们生意兴隆，很快又开了第二家。事业依然兴旺发达，他们成功地实现了美国梦。那时在奥马哈没有什么限制的条款，他们就在最好的社区，榆树公园附近的敦迪区买了地皮，建造了二层的当时称为荷兰殖民地风格的房屋。里面有每个人的分开的卧室和放一辆汽车的车库，虽然他们还没有车。 我十一岁的那年，经济泡沫破裂了，他们失去了商店，也搬出了他们的房子，我们搬到了我外祖父母家中去住。我父亲失业，母亲在缝纫厂里做帽子，我弟弟和我则在城市的马路上沿街叫卖‘奥马哈蜜蜂新闻报’。我懂得了什么叫长时间工作：我白天上学是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三点半，从下午四点到六点是叫卖报纸，从傍晚六点到晚上八点是上希伯来语学校。 我尝够了失业所带来的惊恐的味道，所以之后我从来不解雇任何人。在我的行医生涯中，我以哥哥的权力将负责的位子转给了比尔，但事实证明他做得不比我好，最后他又将这麻烦转交给了营业经理。 我不能举报泰特，让他被炒鱿鱼。也许......大概......那是错误的决定。 治疗 第十六 十七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十六 十七天 - 治疗 第十八 十九 二十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十八 十九 二十天 治疗第十八天 去治疗的路上遇到帕林医生，一个比我年轻几岁的风湿病医生，也是一个竟争对手。“爱德，你在医院里有何归干？”他问。 我向他证实我得了癌，正在接受x 线治疗。“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他似乎充满了同情，“你现在好吗？”“好？不可能的。”“别开玩笑。”“我没骗你。”“哦，老朋友，我们是最可信的，说说真的情况吧。” 你这个坏蛋，我暗想，你等不及要接受我的业务了。 回到家里，娣送给我几件新衬衫，我让她去退了。由此我想起了司度雷先生，一位慷慨的百万富翁，他死了以后只留下了一个无儿无女的寡妇，他的遗嘱声明他的巨大财富任其妻子享用，待其妻子谢世后，如有剩余则捐之于公众。 经过丧礼举哀之后，司度雷太太开始享受她的财富了，到处旅行，穿着奢华，尽情娱乐，挥金如土，就这样过了好多年。因为正好这些年头经济繁荣，他的财产因管理得当还在继续增加。在她八十岁时，她已是一个很有钱的女人了，但是她的生活方式却变了，她变得锱铢必较的吝啬，拒绝用任何钱。他不允许家中备有二天的食品，不允许仆人们储藏 任何家居用品，下人们抱怨这个家都无法开门了，她还是坚持为保持这份财产而绝不多花一分钱去买她可能永远不用的东西。 娣买的衬衫很高档，而且是打折的，但我坚持让她去退掉。我不预期我活着的时候还会穿它们，我不想浪费钱，这对我来说是明智的，而不是像司度雷太太那样的吝啬。 治疗第十九天 我的治疗是在上午九点二十分，我九点以前出门，十点回到家里，这就是我整个上午的工作了，而且我觉得非常疲劳，不想做任何事情。今天我们的一个三岁，一个六岁的孙女杰尼佛和丽莎被留在了我们身边，她们的父母都是忙碌的医生。她们看着祖母娣娣在很讲究的准备着我的午餐，在我的座前安放好一切。当娣又一次帮我在杯子里注满咖啡时，丽莎再也不能安静了，“爸爸”，她说，“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你应该长大和学会替自己做午餐”。哈，妇女解放论！我把她们两个都提起来放在我大腿上，搂紧了，她们便亲吻我。她们真聪明可爱——至少她们的爷爷如是认为——我很高兴，她们有很好的机遇，不会像在我母亲的年代因别而遭拒绝。我的疲劳和紧张突然消失了，在我的世界里，孙儿女们是灵丹妙药。 除了我的声音像锉刀锉木头和少许疲倦外，我并没有病歪歪的样子，很难让人知道我在生病。我注意到家里人对我也越来越不像对待一个病人了，最早的惊恐已变得麻木不仁。 老人和病人都会变得行为古怪和矫揉造作，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留剩的时间不多了，他们应该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进入了一个‘麻烦的引导期’。我经常对那些丈夫心脏病发作的女人们说：“我还要关注你，因为这一特发事件，你的丈夫已经离开了，令人可怕的是他完全变了，你会发现他暴躁易怒，行为古怪和不讲道理。” 我知道有的人利用自己有病来控制别人，有的母亲假装生病不让小孩假期中出城，有的关节炎病人蓄意拒绝活动，以至于最终被锁在轮椅上只能依赖轮椅而活。 也有人能从疾病中得到享受的。二次大战中，在西西里岛，我双手被汽油爆炸而严重烧伤，用绷带包裹着看上去像戴了付拳击手套。接着我又得了腹泻，没有马桶，只有大太阳下的公开的厕坑，我不能去掉手上的绷带，非常的难受，但我还是不想马上痊愈，因为我很开心有了一个庄严的理由而不用参加战斗了。 有时候疾病几乎是受欢迎的。假如我的毛病肯定会好的话，我的生活将会变坏一半，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对我特别客气，没有人不同意我的话，没有人会和我讨论节食，我还不时地能收到一些美的小礼品。我得非常小心，不要让自己为自己感到遗憾，不要变为矫揉造作或颐指气使。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处境并不坏，我的生活也可以啦：美好的家庭，成功的事业，受人重视，工作满意。但很多人并不如此，比如我的一些病人，有的只是令人头痛的麻烦，无怪乎他们在被允许躺下片刻和卸去负担时会感激涕零。 治疗第二十天 我不要她陪着，但娣坚持要陪伴我去治疗。在我到了自己能去的年龄时就拒绝我的母亲陪我去看牙医或别的一生。现在我结婚了，同样不让我妻子陪着我。 我和娣是1942年，就在珍珠港战役后在怀俄明州的春音市结婚的。我们全体人员都处在警戒状态，只要一有命令便会随时出发。我白天不能请假离岗，只能在值勤之后的傍晚才能进行婚礼。没有时间度蜜月，我们住进一家汽车旅馆，一周以后部队调动，我离开了怀俄明的山区。大概婚后五个月，我随部队又离开了二年半。直到战争结束我回家后才完 全意识到，分离对于守在家里的人比起远赴海外的人来说是更为艰难。我总知道自己在哪里和处境如何，而娣却因为军事保密而一无所知。凡当有重大的军事计划实施，处于保密原因，士兵的家信就被停止发送，虽然我的家信写得很勤，她也会有时几个月得不到我的消息。只有在我回家之后才真正理解我提出结婚是多么的自私，因为我远在海外之时就能体会到我的不在对娣意味着什么。我们长年生活在一起，她和我一样也在这条肿瘤的船上，她陪我去看医生是公正的。 在医院里她被留在了候诊室，不能进入x 线治疗室，我知道她留在候诊室里是会很不舒服的，会看见没有头发的人，不能说话的人和消瘦衰弱的人。 治疗一结束，技术员便叫上娣和我一起进到小小的检查室。没等多久医生进来了，和我握手，和娣打招呼，然后开始了常规的问题：你觉得怎样？喉咙痛吗？有没有觉得疲劳？有呼吸困难或吞咽障碍吗？一边便快速的检查了我的皮肤，显然并没有注意到那片发红的地方。整个看诊五分钟内结束了，她的快而严肃，不容交谈的看诊肯定会让娣觉得不舒服。我更是尴尬，让她看到了我从同事那里得到的草率马虎。 我们开车回家，一路无话，也许我们在想着同一个事情，明年这一时候我们还会在一起吗？ 治疗 第十八 十九 二十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十八 十九 二十天 - 治疗 第二十一 二十二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二十一 二十二天 治疗第二十一天 治疗是炒冷饭，回到家里倒出了件事。替我们做家务的安娜，一个另类的矮矮胖胖的亚洲难民，一改通常的欢快表情，我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我得了胃癌。”“你呕吐吗？”我问。“没有。”“你有心口痛或消化不良吗？”“没有。”“那你为什么认为你得了胃癌？”“我不知道，只是医生说的。”“他给你照x 光了？”“没有。”“他有没有把一带灯光的管子伸到你胃里去？”“没有。”“这我就弄不懂了”，我告诉她。“我不知道”，她说，“不过下星期我要去开刀了。” 我将这件事搁下了，她的故事也没有下文。大半天后她又开启了谈话：“当他们告诉你生癌时，你害怕吗？”“害怕，现在都怕。”“所以，我也是。”她肯定地说。“你愿不愿意我给你的医生打个电话？”我问。“好的，请打给戈尔特医生。” 我想，像大部分医生一样，比尔.戈尔特医生会忌恨我横一杠子的。总之，怎么做好呢？我不是她的医生，不过他倒是尊重他人和乐于合作的。“我不记得我跟安娜讲过她得了胃癌”，戈尔特医生和我说，“我做了一个颈抹片，她有子颈原位癌。”“他的前景好吗？”“我没有计划作任何x 光，只是局部切除。”“那为什么她认为得了胃癌？”“我不知道”，戈尔特说，他犹豫了一会儿，“你知道，我想是这样的，我大概和她说了，如果这癌扩散的话，我们就得打开她的胃，我意思是指腹腔，当然，我想她是误解了。 这类误解是经常发生并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在医学院第一年就要学习一种让他们觉得特别和重要的新的语言，（从拉丁语而来的医学术语）以至在做医生的一生职业生涯中再不使用浅显平直的英语。比如用黑摩替西斯（hemoptysis)意指咯血，用伊每西斯（emesis)意指呕吐。医学生进入高年级后，麻烦就更多了，在做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时，他们使用更多的缩合词，像cope代表慢阻塞肺气肿。医生们已经创造了太多的这类缩合词，并由此产生了解释这些专用术语的辞典。 我一生中经常碰到医生说的是一回事，而病人听的是另一回事。我当学生时，有一个聪明的十岁大的小姑娘因糖尿病而入院。她非常不合作，弄得医务人员都无法工作，无望之余，只能请了一位心理医生来看她。心理医生对病房医务人员解释说，“这小孩确信她要死了，她听到她的医生对学生们介绍她这个病例时说，她得了糖尿病，她理解成了她将要因为吃了糖萝卜而死。”（英语中‘糖尿病’一词前半部分发音和‘死’的发音完全相同。译者注。） 从那时起，我是非常注意需要小心的地方，尽管如此，有时还是会有误会。有一个十八岁的年轻病人有一次叫住我，“我就要死了吗？”她问我。“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让你认为你要死了？”“今天我在你办公室，你用双手抱着我说，‘再见，老朋友’，你以前从不那样做。” 我安慰她只是误解了我的手势动作，我纯粹是表示一下友谊。 我第一次去看杜伏医生的时候，他告诉我得了癌，并握着我的手说，“我很遗憾我们在这种场合相见。”那时，我把他的解释当成是在说再见——一种最后的再见。其实，当时他是在表达一种同情。 我习惯于带有一些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看待那些误解医生话语的病人，在行医生涯中也是如此做的。其实，病人是很脆弱的，他们需要的是通俗易懂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们还会捕捉医生的每一个表情。也许，很多事情都是无济于事的，但哪怕是一小匙的同情总是有益的。 治疗第二十二天 我的第三个儿子霍华德和他的妻子玛西亚带着他们一岁的儿子山姆来短暂的探望我。霍华德和玛西亚都是在旧金山的心理医生，我怀疑他们的来访就如同一次例行的电话问候。许多人会问我他们是否应该去探访弥留中的父母，为什么你们打电话给一个医生询问你们是否去看望临危的亲人呢？我只是听取他们去或是不去的理由，然后劝告他们自己拿主意。 霍华德要开车载我去医院治疗，我同意了，因为这样可以免去了停车的麻烦。山姆跟着我们爬上汽车，坐在他父亲的大腿上，假装着开车。没有多久之前，霍华德和我也是同样这么做的。 山姆是取了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三年前去世了。这小孩的外套上写着‘山姆。卢生保’，我凝视着这一行字并念了一遍。我看着这小孩时就如同看到了我父亲，他们太相像了。我震惊这种轮回转世，在我的想象中，我们是四代同车：我的父亲山姆，这个新的山姆，我儿子霍华德和我自己。 从我家到医院是绕着一座覆盖着森林的小山，一路上霍华德和我都沉默不语。我记得当霍华德和其他的一些男孩子都还小的时候，我们去学校，去小联盟球场，去医院，在这条路上不知开了多少回。霍华德也一定会想起他在医学院艰苦的四年中在这条路上来回了几百次。山姆看着这树林，这树木间的阳光和弯曲的道路兴奋得喋喋不休。 我们到医院后，霍华德提议他和山姆开着车转上十五分钟等我治疗结束。可是今天不同往常，部门没有按时间表运作，我回到外面时至少已是半个小时，霍华德父子俩人在耐心等着，没有因为我的迟到而责怪我，我为什么还是惴惴不安呢？我进入汽车，山姆爬到了我的膝上，在我光光的头顶上印上了一个大大的亲吻，我紧紧地抱住了他。我要活到他的第二个生日。我知道情绪和意志力在疾病的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一旦生了癌，我怀疑神就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了，不过我下决心尽力而为。 治疗 第二十一 二十二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二十一 二十二天 - 治疗 第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天 治疗第二十三天 我再也不能忽视我的皮肤了，他已经变成了深棕色，在那块治疗区我也不能剃毛发了。最后我让技术员看了，要引起她的注意做些改变。“是的”，她说，“毛囊已经坏掉了，可能是永久的，烧灼直接下到了你的声带，不过皮肤并没有过度反应，我认为你能完成治疗。有些病人因为皮肤的过度反应，我们不得不停止或延后治疗。 听了这些我觉得好多了，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干扰我去完成治疗，因为我知道治疗如□扰，统计学上的成功率就是非我所希望的了。 开车回家，想到了娣。我知道许多太太都惧怕丈夫退休，因为她们忍受不了丈夫整日呆在家里的指手画脚。现在这就发生在娣和我的身上，我退休了，不能说话，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屋里坐着，我真不知道她会怎样看待。 回到家，我抓住娣，紧紧地抱着她，亲了她一口就像她二十二岁时我第一次亲她一样。她感动了，我可以尝到留在他脸颊上的眼泪。“不用担心”，我安慰她，“我一切都很好，等治疗结束，我们去旅行，也许我们去坐一次游轮。”“好的”，她说，“只是要确定船上有双人床的房间”。 一个月来，我第一次笑了，紧紧地抱住了她，我意识到我有她是多么的幸运。 治疗第二十四天 我做治疗时，她也常常来，这是一个穿戴整齐，用一块大手帕盖住头发的迷人的女人。因为我总是第一个被叫进去，所以她就有机会知道了我的名字。通常我们只是互相打个招呼，尊重着各自的隐私，但是今天她开始交谈了。“我认识你，我们在一次医学会议上见过，我是蒂姆 .塔金的太太，从梅福特来的。”“我现在想起你了”，我说，“你在做什么治疗？”“脑瘤。”“怎么发现的？”“我发了一次癫痫，医生让我做x 光断层扫描，因为他们刚有一个病人因注碘剂而死亡，而我又是对贝壳类水生物过敏，所以他们就跳过了碘剂对照。”“他们不注碘剂怎么看x 光呢？”“你说对了”，她说，“断层扫描完全正常，我开始用苯巴比妥和痛痉宁。二个月后，我在波特兰的一次会议上跌倒，于是重复了一次断层扫描，这次注了碘剂，显示出肿瘤。克杜勒医生给我开刀，但肿瘤位置太靠近生命结构而无法取除，所以我用x 线治疗。”“钴60？”“不，是直线加速器，和你一样，我的肿瘤是第四度，克杜勒医生不很乐观。”“噢，他确定不了。我有一个病人，诊断和你一样，所有的专家都摇头了。有八年了，他还活着，很好，结婚了，现在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老婆，还刚生了一个小孩。”“这让我觉得有希望了”她说。“看来你治疗得也不错。”“我是不错，唯一的烦恼是我的头发掉了。”她微笑地说。“但愿那是你最小的烦恼吧，看我，我都秃顶了，也是治疗造成的。” 他安静的打开了手中的书，她正在阅读圣经中的‘诗篇’。但是我平静不下来，我这么多次地看到她，我们都是在一条船上，我觉得就像她的弟兄一样，所以她的遭遇使我气愤。她的医生在她这一病例上犯了严重可怕的错误，对碘过敏的严重风险是没有了，但作的失误造成了肿瘤的漏诊和延误。我的同行们没能抓住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因为一个愚笨的决定。 我曾有过许多医生和他们的家属作为我的病人。在我行医不久，有一个六十岁的老医生挑选我为他做年度体检，我们相约在医院共进早餐，他必定是对我的年轻有为印象良好，令我受宠若惊。我有的是时间可为他做一个很好的体检，但是应该是全面而小心的采集病史的时间，我们却花在餐厅里大谈咖啡经。总之，我想，他是个医生，我不该去问他令其难堪的问题。他知道告诉我什么，假如哪里有问题的话。 二天后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办公室，假如我仔细采集病史的话，我是不会错过这个诊断的。从那一天起，我对待医学同仁就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没有例外。我坚持自己书写所有的处方，坚持要病人报告任何细微的变化，坚持病人要按预约日期就诊。 即使是如此的小心，也并不总是万无一失的。汉姆史蒂医生的妻子得了类风湿关节炎，他让我给她看病。这位夫人才三十岁，刚当上母亲，但看起来要老的多。她早晨起床全身僵硬酸疼，肿胀的手指像十条香肠，一天还未开始，他已感到疲惫不堪。 这是一个知识妇女，汉姆史蒂夫人掌握了所有我告诉她的要点——体力和情绪的休整，有规律的物理治疗。然后我给她开了阿司匹林，我解释说，在疾病早期阶段，阿司匹林是一种可选药物，但重要的是剂型和剂量一定要正确。为了确保不出差错，我给她写了服药指示如下： 阿司匹林，每四小时三片，或，如有胃部不适，使用肠溶阿司匹林，或，如你喜欢服用缓冲型阿司匹林，每四小时三片。 我的书写是典型的医生草体，没法读，故我将这指示打印出来，又为她念了一遍，以确保她明白。一星期后她回来复诊，我看到她的样子很高兴，手也不肿了，她肯定地说觉得很好。但是她的动作却有些昏乱呆板，血检查发现她体内阿司匹林的浓度已高到危险水平，怎么回事啊？他错误的理解了我的指示，每四小时她服了三片常规阿司匹林加三片肠溶阿司匹林，又加上三片缓冲阿司匹林。她肯定是漏掉了一些剂量，要不然她本不能走进我的办公室。 治疗第二十五天 今天又是医生日，和以前的经历完全一样。你好——觉得好吗？快速地了一下头颈，然后——再见。 我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能理解病人的失望情绪，二十五元或更多钱只是换来一声你好和再见。不过，我也理解医生之所为，每天看二，三十个病人，日复一日，都已成了常轨。他就是依赖于病人自己说出问题所在，而病人恰恰害怕讲错什么惹恼了医生大人，所以病人有许多问题避而不提，害怕得到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又有谁想自己有一个‘我不知道’的医生呢。 治疗第二十六天 早晨九点整，我到达医院，候诊室空无一人。“今天不忙？”我问。“你早来几分钟就知道忙不忙了。”接待员回答我。“你们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的？”“早晨七点。”“七点？为什么这么早？”“因为我们有些病人还要赶回去工作，有一个病人开五十哩的车从沙拉姆赶来，他早晨六点离家，再回去八点钟上班。” 我感到惭愧了，从开始治疗以来，我一直没有上班。在治疗室，技术员和我打招呼，“你今天的治疗，时间要长一些，首先我们要拍一张咽喉x 光片，看看是否击中靶子。”“不是第一天都做好了吗？你们设定了机器位置和在皮肤上安了刺青标记。”“是的”，她解释说，“不过有的时候随着体重的减轻，刺青标记会移位的。” 她在说什么啊？整个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假如我的刺青标记已经移位了，也就意味着她们本没有击中目标，没有对准我的声带和肿瘤。她们已经不可能返回到从前去改正错误，因为我的皮肤已经遭受了安全所能允许的最大辐剂量。所以我说：“那怎么做才好呢？你们不能为了改正错误而给我更多的x 线照了，对吗？”“是的，不过假如我们是偏离了目标，至少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失败了”。她迅速地切断了对话，“你必须等着让利特医生来检查后，我才能给你治疗。”她边说边离开房间。 我躺在这硬硬的治疗台上僵住了，我闭上眼睛让自己和现实脱离开来，我集中思想于我的病人，我的太太，我的孙儿女们，但是不幸得很，时间过得太慢，太慢。终于她回进来了，“在目标上”，她开心地说并进行继续的治疗。 我对我的医生很生气，现在知道偏离目标是件好事吗？我不明白在治疗早期为什么不检查呢，现在这个检查并不是为着我好，而是为着将来的统计，为着解释为什么我的治疗失败。 我还是不能对他们发脾气，我知道大部分医生都需要来自病人的尊敬和热爱，他们很难和脸上显现敌意的病人打交道。有经验的医生都警惕坏消息会激怒病人，所以他们都不会生硬率直的对病人说你有高血压或胃溃疡，而是说：“你有银行家们生的病，血压升高”，或者“你像大部分的高级主管一样，有个溃疡。” 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都梦想着自己有学业完成，诊断正确而光辉开业的那一天。病人见多了那些为疑难杂症而困惑的医生，而医学生总以为他们行医的第一天便会比别人更加成绩傲人，他们会做出正确的诊断，病人会对他们感恩戴德，于是新医生的声誉鹊起，成功可期。现实生活并非如此，病人不会格外的开心和感恩，尤其是严重疾病和预后不良时。 在我行医的早年，我曾受宠若惊地被医院的头儿邀请共进午餐，只有我们两人。饭间我明白了我被邀请的原因，他的一位富有而显要的病人诊断不明，也许我这位刚结束学业的年轻的新医生会有所帮助。 头儿花了整个午餐时间详细给我讲述病史，我一边听着一边跃跃欲试，我的梦想要完成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因为我在梅耶医疗中心实习时，见到过从全世界来的相似病例。 这病人得的是伯格氏病，是很少见的外周动，静脉病变（血栓闭塞脉管炎），不治疗的话会导致坏疽和失去肢体。这种疾病首先被伯格医生所描述并一度被认为仅局限于犹太裔男人。现在我们知道任何种族或宗教人士都会罹病。因为伯格医生是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完成了他的观察，而病人又是一位犹太男，因此产生了最初的误解。 下午我去医院看了病人，不一会儿便采集完病史，要知道我在病史上已花掉了整个午餐时间，快速的身体检查证实了我的推测，并向病人告知了诊断。 傍晚我谦虚地和娣讲了这个故事，“今天我诊断了一个伯格氏病，是一位权贵人物，其他医生都漏诊了。我的声名造成了，明天我的办公室里将会人满为患。” 我错了。我从未见过一个这位病人介绍来的患者，甚至连他自己也未曾再见过。几个月以后他的太太来为他付账。 “发生什么了？”我问。“我是很难为情地跟你说”，她说，“他拒绝付你账单，我是从我个人账户上付出的。”“他是特别的吝啬？”“不”，她继续道，“他恨你，他说在你去之前，他看了城里最好的医生，没有一个人知道是什么病。但还是你，只花了五分钟就做出了诊断，他说你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太聪明了。更糟的是，你给了他一个犹太人的病，他没有犹太人的祖先。他拒付你的账单，而且再也不要见你了”。 治疗 第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天 - 治疗 第二十七 二十八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二十七 二十八天 治疗第二十七天 候诊室里有三个小箱子，一个装满了儿童玩具，第二个是流行读物，很适合放在医生办公室，第三个箱子是美国癌症协会的材料。过去我一直避免阅读这类材料，今天情绪不错，便轻轻的拿起了一本小册子，是一本□肿瘤的小册子。我看看这本东西是最安全的了，没有什么内容会伤害到我。我读了其中放治疗的文章，弄清楚了x 光有许多中，除了自然产生的外，还有人造的线，使原子研究的结果，但还没有应用到癌的治疗。 最后我鼓起勇气读了有关咽喉癌的小册子，其中说病人治疗后，五年生存率是百分之八十五，十年生存率是百分之七十五。那么我在哪一组里面呢？这种叙述让我怎么想呢？比如说我的预期寿命还有九年，但这个统计学说我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几率能活上十年，那不就是说因为喉癌我能获得更长一些？ 我思索着怎样来解释统计学。二次大战中，我随第一集团军在北非的欧莱登陆，几个月后收到从家里来的报纸，一条标题是‘攻克非洲，美军损失近百人'，那是对的，我想。但是对这近百人和他们的家属而言，这死亡率是百分之百。现在是哪一种统计适合于我呢？ 我回家时，埃玛姨母在等我，她是出名的讲话大王，今天更可一展其不停讲话的本领了。我因为不能发声，只能在她讲话的适当间隙点一下头或摇一下头。最后她看着她的手表才抱歉地说，“我真的没料到时间这么晚了。”我陪她走到门口，“你知道”，她说，“这一次是你我之间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谈话。” 我还有过一次单边对话的经历。我第一次见这病人，阿尔文.高尔，他五十五岁，脸上带着室外工作的气候特征。他最大的悲哀是腭裂，讲话含混不清，我很难听懂。他的体检和化验都是正常的，直至看了四次以后我才明白他有劳力后或情绪激动后的气急和痛。据病史我断定他患有心脏病，心绞痛，给他开了硝酸甘油片。 在看了他一年之后，他说，“医生，谢谢你，我好了，你给我的忠告太起作用了。”我十分惶惑，“我让你做什么了？”“我卖掉了农庄，就是照你说的做的”。我从来不知道他拥有一座农庄。 治疗第二十八天 今天x 光部门有一张告示：星期一，劳动节，治疗停止。 我本应治疗三十次，如果他们每天都给我一次治疗的话，我的苦难的历程也就是四周多一些，然而周末和节假日把我的治疗拉长到了六周之多。类似这种问题似乎并不重要，作为一个医生，我更知道因医院同仁休假而至病人治疗耽搁的各种后果。 现在我第一次因自己的病而鼓起勇气来阅读有关咽喉癌的教科书。一位作者推荐声带癌应手术治疗而非x 线治疗，我真希望不该读到这篇文章。大部分病人都是毫无疑问地接受他们医生的建议，虽然近年有了些变化。长期以来我也是这么做的，不过有时因我知道得多一点反给自己带来麻烦。 即使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也会犯大错的。1940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一位外科医生，他引入了大脑前额叶切除来治疗神分裂症。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接受手术的病人只有短暂的效果，以后比没有手术过的病人情况更差。今天假如还有哪一位医生敢提出施行这个手术，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医生不断的变换着思想，治疗方法就像时装一样按月按季的翻新。对一代人来说，雌激素女荷尔蒙曾用来缓解经绝期症状，后又因害怕会造成□和子肿瘤而舍弃。现在雌激素又回复到时尚之列了，因为缺少雌激素会造成骨质疏松或骨头软化。在一期我们的权威医学期刊上有二篇关于雌激素的文章，一篇由专家们所写，证明雌激素能造成心脏病，而另一篇也是权威的专家们所写，证明雌激素能预防心脏病。 现在，我也处于困惑之中，我应接受x 线治疗，还是应接受手术治疗？我不能责怪我的医生，因为我从未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也得不到合理的回答，因为我受过专业训练，看来还是让凡夫俗子去想这个问题吧。 我的困惑也包括对病人做了同样的事情。玛丽.道芙请我看病时，我给她开了雌激素，她质疑我的决定，惹起了我的怒火。 她给我讲述她的症状：潮热，易哭，情绪波动，全是经绝期的典型症状。我知道再没有比女荷尔蒙更好的治疗了，但是报章上，妇女杂志上连篇累牍的雌激素造成麻烦的文章，使得病人对其有所反感并敢于质疑了。 玛丽.道芙的反应是：“我不想服这个药，我读过荷尔蒙致癌的文章”。“我知道那些报道”，我回答她，“但是你已经子摘除了，故不必担心子癌，至于□癌，那几率是极为微小的。而你现在饱受痛苦，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了。”“我也不知道”，他犹豫不决的说，还是没有拿起那张处方。 我一边想着这个问题一边离开办公室，再次的将处方递到她的手中，并说：“你看，我给我太太服的也是这个药，你该用了吧？”“不”，她断然回绝。“为什么？”“你也可能给你太太开错了药，和给我开药一样。再说，我怎么知道你对你太太是怎么想的呢？” 关于雌激素的应用有着大量的未曾解决的问题，现在依然。我为什么认为必然是病人不对呢？现在，我也是，关于自己治疗方面有着互相矛盾的资讯，但我能做得已经不多了，我已经开始了放治疗，已经不能回去了。 劳动节周末 星期天 星期天晚上，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乏味的生活了，我们就去看电影，在那里我们碰上了罗斯.卡斯医生，一位比我小十五岁的泌尿科医生。我想避开他，但是他先看见了我。“爱德医生”，他在大厅里高叫着，“你好吗？我在医院里一直没看见你。” 我的嗓音便将我的秘密泄露出去了，我只能承认我在生病，然后我在他耳边低语，“为什么是爱德医生，叫我爱德就行。”“哦，我可不能那样叫，作为一个熟识者，你的形象对我来说是太权威了，除了称你医生外，别无其他称呼。我还记得我当学生的年代，你是一位最的老师。” 纯粹是马屁，我想，他是要我多转一些病人给他，不过我没说出我的想法，而是问他“是这样吗”？ 他踌躇了一会，然后回答说：“我记得你说得最妙的是——首先，不要造成伤害，假如你不知道什么是错的，就先别治疗。假如病人要求治疗而又没有可用的治疗，就技巧的忽略过去。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这句话‘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病人不看医生和不吃药都会自愈’。”“都是普通的东西”，我回答，“没有原创的内容，凡讲课者都如此老生常谈。”“也许是吧，不过我还记得你的一次讲课，是关于药物未可预料和迟发的毒，副作用，那是经典之说。” 电影开始了，结束了我们的谈话。但影片并不好看，并不能把我从自我思考中吸引出来，我还是在想着卡斯医生。 他是个程度中等的学生，现在也已事业有成。病人喜欢他是因为他逗人开心，广交朋友，开朗乐观。他的同事将病人转诊给他并非他医术高明，而是基于病人选择他的同样理由。对给他转诊过病人的医生，他是友好，和善，感恩不忘的。他有在饭店里总是第一个抢到账单的本领，而且它的圣诞节礼物非常大方。 但是这一次他的行事方式却烧了一把逆火，他提醒了我关于药物毒的讲课，那正是我恰恰最不愿意去想的题目。要想事前预言哪一个病人会出现药物的毒，副反应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生物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据个例子，我有一个病人死于一片阿司匹林，就是因为他有独特的过敏。 大部分医学生都会变成疑病征者，我自己从来没有这种问题。但当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们身上时，我就总是向最坏方面设想，常常会为着过度用药而自责。我的第二个儿子杰米五岁的时候发烧，我很蠢的为自己家里人治疗，看到他对青霉素无反应，便给了他更新的抗菌素——氯霉素。我的儿子是痊愈了，但在同一时期，我的同事卡尔医生给他五岁大的儿子同样的药物，那个小男孩死了，因为药物毁掉了他的骨髓。 这次我并不担心我的x 线治疗的短期副作用，我已经在做了，而且治疗即将结束。现在我考虑的是长期作用，因为治疗，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人被创造出来不是为吃药的，药物和医疗措施都可能产生延后的，不可知的副作用，这仿佛就是上帝要我们为干扰生命的自然过程而付出的代价。 阿司匹林始用于1898年，已被消耗掉了数以百万吨计。好几代的父母都用阿司匹林来治疗他们婴孩的感冒和发烧，只有在这一代，我们才知道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只有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罕见的病例，发烧的儿童服了阿司匹林后发生了致命的疾病。 风湿关节炎，我的专科，是一种很难治疗的疾病。一种药物可能对第一个病人有效而对第二个病人就无效了。在1960年代，环磷酰胺，一种本用于血癌的药物，试用于风湿关节炎，取得了巨大疗效。许多对其它药物无效的病例对此新药都有了良好的反应，但是几年之后麻烦接踵而至，用环磷酰胺治愈了关节炎的病人都死于了肿瘤。 有的时候，给与第一代人的药物对其下一代人也会有影响。多年以前一种叫己烯雌酚的药物，或者叫des 被给于有流产危险的孕妇，待她们的女儿出生时，这些婴孩都是健康正常的。但是到这些女孩青春期时，其中有许多人因其母亲曾服用过雌激素而发生生殖器癌。 今天我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假如我存活了，x 线治愈了我的咽喉癌，那么以后我是否会死于因这x 线而引起的其他疾病呢？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我经验中知道，天下没有白搭的车，当我们干涉疾病的自然进程时，就已违反了自然法则。 治疗 第二十七 二十八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二十七 二十八天 - 治疗 第二十九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二十九天 星期一 整个劳动节假日，我有三天没有治疗，有一种犹如被人遗弃的感觉。波特兰整个城市空了，所有的人都去海滩，去山里。我们这里夏天的气候真是好极了——暖和，干燥，白天阳光明媚，夜间凉爽宜人——不过劳动节过后，秋天的雨季就开始了，非常潮湿，乌云密布，直到明年的夏天，很少看见太阳了。 我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已离城而去，作最后的尽兴之游。俄勒岗的海岸线只有九十分钟的车程之遥，那里白天是七十多度的气温，早晨有一片薄雾笼罩，整天能听到惊涛拍岸。要不是我的毛病，我也会和全家人一起在那里的沙滩上漫步，在众多的海边小饭馆里大快朵颐，吃着新鲜的邓杰内斯蟹或者当地的剃刀蛤蜊。 因我感到特别疲劳软弱，只得请娣开车一起外出。我们的居屋离波特兰市中心只有十分钟的车程，但是我们就像住在乡下一样，四周是被小山上高高的冷杉树所围绕成的森林。当我们向市中心去的时候，沿着弯曲而狭窄的山路直下一千英尺，途中既能远眺覆盖着积雪的大山，又能俯视被韦拉米图河一分为二的市中心。因为是节日，街上几无车辆，即使是平常工作日，我们这里也没有那种大城市的拥挤交通。今天更是特别，这里犹如一座空城，从家中到市区的路上我还没有遇上十辆车。在市中心我可以随意泊车，有一辆市内公车孤粼粼的行驶在林荫大道上，旅馆门口则停着几辆观光巴士，街上很少看见行人，商店都关着门。 我特别想看看我的办公室，我已有六个星期没去那里了。那条街和市中心同样的荒凉无人，我的诊所是一层楼的砖头建筑，隔壁就是我岳母开创的萝丝饭店。我陷入了强烈的怀旧思绪而不想回家了。三十年来，每个工作日我都在萝丝里用午餐，在我岳母把这饭店卖掉以后也是如此。新的店主依然为我的办公室保留餐桌，这里是市内能吃到腌制牛三明治和一碗妈造汤团（用无酵饼研成粉做的）的不多去处之一。和我一起吃中饭的是我的弟弟，几个儿子，侄子和我的同事们，我们吃得很简单，重要的是我们的同道情谊和友好交谈。我们讨论复杂的病例，有的讲述一天中的好笑事情，没有人拉高嗓子，没有人发生争吵，这不是卢森堡家族的风格，我管辖着他们充满了家长的荣耀。在这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和他们的兄弟，儿子，侄子，和他们的同事和平相处呢？而现在，突然之间，仿佛一切都成了过去。 治疗第二十九天 我的治疗将近完成了，但我不是疑惧减少而是比以前更为紧张了。当我被告知得了癌症时，我便进入了一种休克状态。医生试图安慰我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不要骗我，我把坏消息告诉我的病人时也是这样说的，甚至我知道病人快要死了，我还提供希望和治疗呐。” 随着日子的过去，我从休克中恢复过来，因每天的一成不变而逐渐放松。我的声音退化到只有耳语的程度，我把一个警察用的哨子挂在脖子上，当娣叫我的时候，我便吹哨回应她。给我下诊断的杜伏医生，从手术后再没见过，放科专家利特医生每周见我一次，每次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推算起来，检查的日子又近了，我真恐惧再次检查时听到这样的话：“x 线没起作用，我们将不得不开刀”。就像判案中的被告，我正面临着陪审团进来宣告裁定的一刻，难怪我比以往更为紧张，没有人跟我讲任何事情，劳动节的治疗中断只能增加我的不安。 现在劳动节已过，今天我回到医院去重新开始治疗。夏天期间医院大厅内是空空荡荡，现在又充满了人，一小群学生正围在那里交谈，我认出他们是低年级的学生，因为他们穿着白外套，头颈里挂着听诊器。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接触真实的事物——活的病人！当他们进入电梯时，我听见他们的谈话。“你看到他的巩膜黄疸吗？”“他的胆红素肯定升高。”“他不是就归。”“我打赌是癌。” 这些学生似乎很陶醉于用新学到的词汇去熟练地谈论那个不是酒鬼而很可能是肝癌的家伙。对他们而言，这是新鲜而又令人兴奋的，但对病人而言，这太可怕了。 虽然我曾是个学生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还记得为着这件白大褂和听诊器我是多么的自豪。在最初二年，我们的时间都花在实验室和书本上，与动物做伴，在三年级时才被允许进入病房接触病人，在那时才开始进入这独一无二，尊贵而奥秘的专业领域。那时的医学教育主要着眼于诊断，而治疗并不怎么强调。假如病人死了，我们就尽力的从家属处获得尸体解剖的允准，能获得最多允准的学生会受到奖励。 死后的组织病理检查是确定正确诊断的唯一方法，在那个时代，最好的医生预期会有一半的时间犯错。现代尸体解剖的研究表明，在最好的医院里，好的医生会每四个病人中有一个误诊。在诊断正确的病人中，有三分之一能存活。在有些医院里，误诊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在我学医的早期阶段，再没有更好的诊断手段。其实先进诊断技术的应用并不排除需要医生的良好判断，过度依赖于某些技术措施可能得到安全上的错觉和导致误诊。 在早年的医学院里，一个医生学到的就是他不可能什么都懂，这个领域是太广大，太复杂了，因此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不要重犯这些错误，从不承认错误的医生是一个危险的愚人。 露茜.凯曲给了我一个教训。她是个中年妇女，主诉肌疼痛，关节肿胀和疲倦无力。我随访跟踪了她五年，我怀疑她是得了系统红斑狼疮。但是这个诊断颇有麻烦，实验室检查第一天是阳，第二天又转成了，我是据病人的口述而非过得硬的实验室证据而下的诊断。她对考的松——标准治疗法，有良好反应，但是长期服用考的松有严重的副作用，我每次都试图撤药或减少剂量，都被露茜拒绝。我真是担心，我是在给她毒药。对这个诊断，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又停止不了她的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病人抱怨痛得更厉害了，我拒绝给她更多的考的松，因为那是害了她，也拒绝给她可待因，因为镇静剂治疗慢疼痛会产生成瘾。 有一天夜里，医院急诊室给我打电话，露茜在那里，并要求止痛片，“让她用吧！”我指示。 接着一星期她被送进医院做了大量的x 光检查，实验室试验和会诊，结果没有任何疾病的证据。在早晨查房的时候，我把她这个病例介绍给学生们，并对这些年轻的医生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没有病的病人是怎样愚弄了最好的医生，并造成了过度治疗”。无论如何，我决定结束在她身上的所有工作，第二天送她回家，除了再做一个骨扫描，那是一个将放物质注进静脉而后进入骨头的试验。 下午放科医生打电话给我，“骨扫描显示她的骨盆和脊椎有广泛转移癌。” 露茜没有活多久，尸体解剖发现了一个很小的未被查出的□癌，这个癌在□内并未扩大，但已破裂并种植于骨骼系统。 现在我是一个病人，尽管我知道这么多，我还是要我的医生是个神，我要相信一个什么都懂的医生。 一位病人曾如此的向我介绍他自己：“我有类风湿关节炎，我搜索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我给美国类风湿病协会写信，他们将你推荐给我，这真使我大吃一惊，你的办公室离我家只有一个街区！”“坦白和你说吧”，我告诉他，“假如我得了你的病，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也不会好到令我满足的”。 事实就是如此，即使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经有了崇高的声誉，我从来没有治愈任何一个关节炎病人。换句话说，我帮助了病人，不错，但还有很多病人有着持续的难以消除的疼痛，对他们，我束手无策。 所以，现在，在我自己这个情况中，我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了吗？谁知道？即使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对我有帮助吗？ 我试图将自己的思想从自身的麻烦转移到这些学生身上去，我不知道这些学生是不是像我的同学一样优秀，在我的学生时代，每一个医学院的名额便有三个申请者，而现在对每一个开放名额申请者还不足二人。 医学院中的女生一向都很少，学校是个兄弟会。我的班级中没有一个女孩子，大部分的女生都被刷下到护士班去了。很少有医学院能保有三四个女生，所以这些被招进医学院的女生常常遭到骚扰。 那个时候，新生中的百分之二十五将被淘汰是个规律，在我班中，进来时是104 人，毕业的是72人。最不易通过的是解剖课，解剖学教授只讲第一课，随后的课程让同学们越来越明白，往后的四年中他们将面对一种多么令人难受的生活。而班级中的女孩子更会受到特别对待，她会被安排去解剖□。 到我进入实习时，一百人的班级中有五六个女生。我当了风湿病学主任时，我开始给学生们提供暑期奖学金，被选中者在我办公室和我一起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大部分时间我挑选了一个女生。在我一生工作中，有过六个合伙人，其中三个是女人。一个合伙人曾提醒过我，“你知道吗？你和你兄弟都喜欢女孩子。”我想，又有谁不是那样呢？不过，这并不是全部的理由，我认为有些事情是因为我母亲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蒂固的印象，所以我常常听到她在说，“我希望我能是一个医生”。我肯定还把这些感觉传递给了儿子们，所以他们娶了三个职业妇女：一个律师，二个医生。 今天进入医学院的女生已占35%-50% ，淘汰率是1%-2% ，我希望骚扰已消失，一切变得更好。 还有，我疑惑的是如何挑选医学生，是凭别，男生还是女生？随机？不问其科学能力专挑有同情的？还是除了学术水平外与病人形同陌路的？ 这些学生是新的，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对我父亲来说，一周七天，一天工作十六小时是可接受的。对我来说，白天十四小时，外带夜间电话值班是正常的，而新的这一代医生则要求白天十二小时的工作附带有假期和休班。他们是对的，因为长时间的工作导致疲劳和判断失误。但从另一角度看，医生换班，病人就常常成了漏失检查和发生错误的对象。 医学生要求从紧张劳累和过度工作中解脱出来，但他们的解决办法—更多的休班，对病人没有好处。当我有一个病人发生并发症时，我晚上都不睡觉，我希望这些年轻的医生也应该同样的吃一些苦。 他们这些人和我们这一代是同样优秀吗？也许是吧。一班九十个学生里面，只有几个是能在水中行走的，其余的也只是合格而已，而且还总有几个毕业后从来没有做过医生。值得忧虑的是，这一群合格者的池水也不是水平如镜而是涟漪不断的。那些好学生受到医学之外的诱惑太多了，比如电脑科学，商务，法律等会提供更高的薪酬，长久以往，医疗质量将会退步。 公众怎么会知道其中之三味呢？我为自己挑选医生时就犯了傻，我挑选他们就因为是朋友。而现在，以我的后见之明，我就会做更好的选择。首先，我考虑的便是品质，我们一生中获得的医疗服务是一次最盲目的购买，我们没有可比较的基础，所以我要求我的医生必须正直，我要确信他的意见确实对我有益而不是对他自己有益。 其次，我要了解我的医生的专业知识，他从什么学校毕业？在哪里实习和做住院医生？有何专业背景？是否经常进修？他的同事怎样评价他？在治疗我的这种疾病上他的记录如何？ 只有在这些问题都得到回答之后，我才会再去考虑一些更个人化的问题：他有同情心吗？善于倾听吗？能否互相交通？我们可协调相处吗？我把同情心放在首位，但假如这个医生没有专业知识，同情心又有何用？我的所有医生都有同情心吗？我并不知道，以前和他们很少接触。我自己对病人富有同情心吗？要在几个月之前，我会肯定地回答“是”，现在我开始明白，在同情心的衡量上，期望值要比给出值高得多。 有些医生能充满感情的交谈，有些不能，我并不认为这是可以通过学习而掌握到的。我为自己有这种和病人，甚至是最困难的病人沟通的能力而自豪。许多医生因和病人的关系破裂而寻求帮助，我从来没有。假如病人很难处理，我总认为是我的错。一个生病的人是会焦虑不安，忧心忡忡的，而我是个正常人，所以必须做出调整的人一定是我，我一向就是那样做的。 亚瑟 .布朗，一个波特兰的律师，出身于一个大声嚷嚷的家庭，他的大声高调被认为是一种炯吓对手的方法。他在法庭上干得不错，但城里的医生都因为他的不近情理和蛮横要求而不喜欢他。他仅仅是因为和他先前的医生相处不下去而来看我的，他的毛病——普通的伤风感冒，早晨的时候他还在我的办公室，午饭时间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地叫着，“我上午来看你了，还用现金付了你那讨厌的账单，但我还是在感冒。”我保持着平静，“我们像律师一样”，我说，“我们需要一点点事件”，他笑了，还为他的母亲向我道歉，他母亲的脾气比他更坏，但我们仍相处得很好，我还被邀请参加她的八十岁生日派对。 我的侄子鲍勃第一次加入我们的医疗团队时，我给他分配了一个病人。他花了一个小时后满头大汗的走出房间，“我再也不能和她在一起了，爱德叔叔”，他跟我说，“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让我看她”？ 我进入病人房间花了几分钟便让她安静下来了。当她微笑着走进大厅时，却对鲍勃皱起了眉头，“你为什么不能像你叔叔一样”？她问他，“你叔叔只花了几分钟便跟我讲清了毛病出在哪里。” 后来鲍勃对我的‘个人魅力’放声大笑，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善于和病人建立关系。我富于同情，敏于理解，但现在我是一个病人了，我才知道你不会真正的理解，除非你身临其境，亲身而为。我以前认为自己很好了，但现在知道好得还不够，今天我会变得更好。 医生献身于给人以帮助，和我一起在电梯里的学生还在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取兴奋，像通常一样集中注意力在诊断上面而不在乎病人的感觉。 有一次，我还是医学院二年级学生时，我们八十个人一排排的围坐在圆形露天剧场里，中央舞台的床上躺着一个从西内布拉斯加来的魁梧结实的农夫，他几乎赤身露体，上身完全曝露着，下半身盖着一条被单。教授讲述着这个病人的心脏杂音，然后八十个学生排着队，每个人拿着自己的新的听诊器去听这心脏。这声音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的新鲜和奇怪，其中大多数人只是假装着听到了杂音。农夫耐心的躺着让学生们从他身边经过，当最后一个学生结束后，他从床上跳了起来，□的站在那里破口大骂，“见鬼！”他叫着，“我七天前到这个医院里来是痔疮开刀的！而现在却让你们这些家伙干这个事？” 我慢慢的向x 光科走去，我知道要让这些年轻的医生们懂得肿瘤的诊断对病人意味着什么还需要很长的时日。我到达预约窗口时，治疗师已一切准备就绪。因为我对这治疗已习以为常，今天躺在这治疗台上没有闭上眼睛，而是看着上方的x 光机器的巨大圆球。它绕着我的头在转动，先从右到左，再从左到右，在它转动时，我能看见其中有一个孔。这个球让我想到像一个巨人的眼睛，而整个机器就如一个活的巨人。我恐惧地望着这个眼睛，因为能致人死命的x 线光束就是从这眼球的孔中发出来的。当这机器呼呼作响产生光束的时候，我真想闭上眼睛，将已看到的东西拒之脑外，因为在这大眼球的虹膜附近我见到了一块制造商铭牌，这机器是旧的！假如我去梅耶或斯坦福，或斯隆——凯特令医院，他们肯定会用更好的，更新的，更贵重的型号，当然，我得离开家六个星期，娣也不能陪我来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太迟了，还只有一天的治疗了。 治疗 第二十九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二十九天 - 治疗 第三十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三十天 治疗第三十天 “最后一天”，我兴奋的对技术员说，她吓了一跳，然后看着我的病历本。“不”，她说，“你被安排了三十三次治疗”。“怎么回事？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只有三十三次治疗。”她又看了看病历本，“不，三十三次”，她坚持说，“你要不要看看病历本？”她把一本厚厚的有着难看棕色塑料封面的资料递给了我。 我意识到她给了我一次专业特权，病人是不会让他们翻阅病历本的，我应该充分利用这罕见的机会。有几页白纸覆盖在病史的首页，看来有一段时间了，不是最近才放上去的。许多年下来，这病历本变得越来越厚。每个人都把一些东西塞在里面——护士，医生，会诊专家，药剂师，实验室，社会工作者，实习医生，住院医生，x 光科，临床神科，甚至商务办公室，以至于现在这本记录已经厚到没有一个人有时间去读它了。 我只是看了这病历本一眼，没有读它，又恭敬地交回到技术员的手中。我知道医生们在病历上写些什么，他们用一些不受人欢迎的术语去描述病人。我是一个光头老医生，而且外表比实际年龄老的多吗？或者我是一个将近衰竭的白人老头？或者是一个肥胖的老男人？不论怎么描述，我都能承受。不过在病历中，医生们还会写上对疾病和预后最诚实的看法和观点，这些看法和观点以后都会和最终检查——尸体解剖相对照，不管是谁，猜中最多的将获得年度最佳医生奖。 想到查看我的病历就会不寒而栗，因为恐怕已有人将不良的预后记录在里面了。我知道那是不合逻辑的，我应该看一看里面有无应该改正的错误，但是我现在并没有作为自己的医生的权力。我的自信已消耗殆尽——被对自己疾病的恐惧，当然也有些方面更敏锐了，由于过去几个月所发生的一些神心理事件。 治疗以后，我问医生，“为什么有三次额外治疗？”他瞄了一眼病历本，但没有打开，我怀疑他都没能确定上面是否有我的名字。他说，“我们用x 线测量以后，将数据输入了电脑，出来的答案是治疗三十三次，我估计没有人告诉你这结果吧。” 这回答把我震晕了，我曾想过我的个体化的x 线剂量不知是如何确定的。在我行医时，我给病人片剂或针剂，其剂量都是据年龄，别，体重，对药物的反应及副作用而决定的。这对我来说是相对简单的一件事，我脑子里很快便能计算出每个病人所需的计量。x 线的计量要复杂多了，有更多的可变因素和更少的允许犯错的余地。 最近在另一家医院中，安装机器的医生由于校准错误引起了严重的计算误差，而这校准错误四年未被察觉，因此有592 个病人接受了超过医生所规定的14%的剂量。 一个医生团队被派去调查事故，为首的医生向新闻媒体报告说，对某些病人来讲，这超高的剂量甚至也许是有益的，因为大剂量x 线更易杀灭癌细胞。要在一年前的话，我会为这位杰出的发言人，信心的辩护士而鼓掌。但是今天，他的发言令我生气，他是否认为我们大家都是傻瓜？ 计算机在医学中被用来控医疗器械和设备，但是计算机和软件都是由人造出来的，程序也是由人设定的。我知道一些因计算机错误而造成病人伤害的例子，而且我知道，随着医疗器械使用的增加，计算机的错误频率也会随之增加。 一架和我所使用相类似的机器曾杀死了一个三十三岁的病人。他躺在一个直线加速放器下方的治疗台上，很安定放心，他已接受过八次治疗，知道治疗时间很短也无痛苦。但是这一次，这个病人看见一道光亮的闪光，听见一声呼啸而过的声音，他的左肩觉得一次电击和疼痛，以后又有二次爆裂。这个病人后来在床上躺了五个月死了。因计算机差错 而导致机械故障，高出正常计量许多倍的x 线杀死了这个可怜的病人。这个事件还并非是绝无仅有，至少还有二件死亡事件与那架机器有关。 我离开医生办公室时很不满意他对我必须接受三次额外治疗的解释，以前怎么能不告诉我这个变化呢？假如我已计划好在治疗结束日进行庆祝或外出度假怎么办呢？对他们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每天都会发生，而对我来说，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大事——这是我的生命。 我再一次地为自己感到遗憾，又一次避免去问“为什么是我”？而我的家庭教导我的却是，不管什么事，我都有提出问题的权利。 我的祖父是个宗教信徒，一日祈祷二次，他说人类已蒙受了神的无数的保佑，因此他在主日和所有的节日都作礼拜，其它的日子他刻苦的研读圣经。 我小时候，有一天从学校回家说，“爷爷，今天我学到了圣经是错的，世界不是在七天之内创造的，而是几百万年演变而成的。” 我的祖父说，“圣经永远不会错，你也许学到了真实，但真理的道路最终总是汇合的”。“那就是说我不必在意学校老师所讲的？”“不”，爷爷说，“你更应注意老师所讲的，因为我们的先贤们训示我们去追求真理和一切通向真理的道路。” 一星期后我从自行车上掉下来，摔破了嘴唇，出了血并且哭了。随后我对母亲说，“我不应该哭，因为男孩子是不哭的。” 她回答说，“男孩子可以哭，但不能大声哭。”“我是受惩罚了吗？”我问道，“因为我对圣经有怀疑？”“不”，她说，“提问永远没有错，你受惩罚是因为你骑在不属于你的有轨电车的轨道上。” 有一次，我的一个病人在病房里呻吟：“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上帝要如此对我！”他的室友回答他，“为什么不是你？难道应该是我吗？”不管怎样，我发现我在看电视和听收音机时，哪怕看，听都没问题，我还是会自己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那样讲话？为什么他们的声音是如此的清晰而我的却如此啥呀？” 长久以来，神学家们一直在被“为什么是我”这个问题诘难。当我想到我的所有的经受着磨难的病人时，我知道自己若也提出“为什么是我”这一问题，未免是太傲慢了。有一次我对病人说，“我不是神”，我真的不相信自己有什么能力，否则，我就可让自己永生不死了。 我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将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想法呢？依我看来，疾病不是一种人们经受的苦难事情，它不是按规律运行的正常过程的一部分，而是一种随机发生的运气事件，就像买□，不是赢就是输，怎么能把生病归之于运气的不公呢。 要说最不公的事当数年轻人生病了，我曾尽力避免为儿童治疗，因为我忍受不了小小年纪的死亡，然而有时候我还是会遭到迎头一击。 瑞利。拉森，一个十足的美国小伙子，有着明亮的蓝眼睛和斯堪得那维亚的金头发，长得高大挺拔，帅气冲人，讨了个大学同学为妻，在一家成长快速的公司任职，这是一对有着两个儿子的幸福福气。在瑞利二十八岁时，悲剧突然降临，开始他只是有淋巴结肿大，但淋巴结切除后我们知道他是罹患了何杰金氏病。那个时候还没有肿瘤专科医生，只能由我替他治疗，而唯一的处方药物便是氮芥，一种首次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毒气。多年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艘运载氮芥的船只在那不勒斯港沉没，后来发现凡是当时处理和接触过泄漏毒气的甲板工作人员都患上了白血球减少症，由此，这种气体便被用来治疗何杰金氏病——白血球异常增多症。 我给瑞利多次的注态氮芥，每次注以后，他便是呕吐，呕吐，呕吐，我认为这治疗比疾病更坏，但当这是与死神作战唯一可用的方法时，哪个医生胆敢撤药呢？ 痛苦了二年之后，瑞利死了。假如他能多活上几年的话，我们就能救活他了，因为一种新的更好的治疗药物发明了。他留下了二个小男孩，一个太太和他的父亲——戴恩。瑞利是他父亲的唯一儿子，因此，这两个小男孩成了戴恩的救世军，戴恩也成了他们的父亲和同伴，陪着他们一起去钓鱼，野营，看小联盟球赛。 我再没有这个家庭的任何音信，但我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还要来看我呢？因着他们的悲剧，我永远记住了他们，我是一个失败者。 在他儿子死了十年之后，戴恩带着他的一个大孙子来办公室看我，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十八岁的金发碧眼，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和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他是个大有前途的捕手，但是最近他觉得他的右臂失去了控制。 祖父怀疑总有什么地方不对，让我务必解开他的疑团。他的孙子，他的生命和救世军得的是罗。格里克氏病，又名肌萎缩侧束硬化症。像他以前的父亲一样，这个儿子遭到了死亡的厄运，我又一次的不得不承担起悲痛的重负。 生活是不公平的，我，无论是作为一个医生，还是作为大众之一员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我还有什么权力可以请求自己可以在豁免之例呢？ 治疗 第三十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三十天 - 治疗 第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天 医生 作者:罗得 治疗 第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天 治疗第三十一天 今天接待员和我打招呼，用的是“早安，卢生保先生”！五个礼拜的治疗，我再不是一个医生了。几个月以前，我是一个头，有职有权，那个时候，她是毕恭毕敬。现在我只是一个病人，不用多久，她便会叫我爱德了。总有一个开始吧，我自言自语，‘我也是这么做的’。在医疗业务中，我们常常只叫病人的名字，当我们还保留着‘医生’或‘护士’的头衔时，他们已经失去了头衔和尊严。有多少次我对病人是直呼其名的？太多了。 通常是一位技术员引我去治疗室，今天这个秘书示意我跟着她，她解释说，“治疗师太忙了，所以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我被留在了除了一张治疗床外空无一物的治疗室里，我能听见走廊里技术员们的争吵。 声音甜甜的，很友好的黛比说，“你给他治疗吧，现在是我的咖啡休息时间。”他们正在谈论着我！“不行，我太忙了”，芭芭拉回答说。 我一直以为对芭芭拉来说，我是特殊的。其实我知道，她一天要治疗三十个病人，其中一个和另一个之间有什么差别？千遍一律的常规，令人生厌的工作。 黛比似乎生气了，“我要休息了，让他等吧。”“最好别”，芭芭拉警告说，“我们的预约排得满满的，我们会从日程表上拉下的。”“好吧”，黛比说，“不过我不想错过我的咖啡时间，我把他转到学生那里去吧。” 两个学生走了进来，并不知道我已经听见了走廊上的整个谈话。他们稚嫩的恨，找不见我头颈上的刺青标记。我要休克过去了，他们怎么也找不到机器的中心位置，我对黛比和芭芭拉非常生气，她们给学生留下了一个太艰难的作。假如x 光束脱离目标，治疗无效不说，我还可能被灼伤，这就像让一个实习医生在我身上开刀积累经验，我忿恨不满的 是我成了他们的实习对象。 我指导着这两个学生，“用尺寸d 的枕头块，别忘了在我头颈底下填上东西。” 我已作了三十次治疗，都是先从右侧开始，现在他们却从左侧开始。我听见一个对另一个轻声地说，“这机器已经在左侧位置，就从那边开始吧，省去移动它的麻烦了。”另一个就同意了。从常理来说，我完全同意从哪一边开始是没有任何差别的，但现在我处在情绪的刀口上，任何一点改变都会令我愤怒。我听见治疗一侧的机器部件咔嚓一声进入了位置，但这咔嚓一声好像不那么对劲，总好像与常规技术员作时不一样。 接着一声“灯亮了”，这两个学生急急地奔出房间，唯恐自己曝露在x 线中，然后灯又灭了，一阵呼呼的声音开始，x 线释放出来了。我开始数数，我知道治疗时间，每一侧是三十秒。假如它运行到三十一秒，我决意立即从治疗床上跳下来，我怎么能肯定这二个初学者会摆弄这机器呢？ 在三十秒钟时，呼呼声喀的一声停了，左边做完了，过程如往常一样，然而我还是紧张得全身僵硬，开始数另一边的冗长不堪的三十秒。 灯又亮了，“松开绳索吧”，他们告诉我，“治疗结束了”。 机器在我头上又转了一次，治疗床被降下了，我坐了起来，又像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对话者了。 现在房间里有三个技术员：二个初学者和黛比。“多滑稽呀”，我查问道，“你一直在哪里？黛比”“我在吃迟到的早餐”，她平淡地说，“秘书给我送来了我特爱吃的—面包圈，油起司，和烟熏鲑鱼，我可拒绝不了。” 我生气了，但我又有什么反对的权力呢？我一生都在带教学生，而且极力提倡让学生在动手中学习，在我的督导下，学生们进行的作是数不胜数，但是直到目前，所有的这些作都是在别人身上，不是在我的身上，是在病人身上进行的。 在医学院中求医看病，你不满意的就是学生要在病人身上学习，算是一种惩罚吧。最近的研究表明，一个医生只有在经过一百次以上的实际作练习后，他的技能才能达到湛的程度，但愿我就是这些放科学生的第九十九个病人吧。 治疗第三十二天 额外治疗的天数意味着治疗的最后几天正好落在犹太新年里，这是犹太宗教里最神圣的一天——沉思日，是人和人之间清算债务，神和人之间清算罪孽的一天。 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我从来都是去教会的。除非是真正的危急时刻，否则教会是不能缺席的。不过，我的决定很清楚，据我的理解，犹太教训示我们，生命是珍贵的，健康优先于宗教。假如健康和宗教仪式有了冲突，后者必须让路。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明确做出这种决定的。多年以前，一位穿着华贵的老妇人，玛丽岙.伯朗斯丹，因髋骨骨者而送进医院，急诊室里是一个年轻的犹太一声，他立即为她做了手术。 当医生从麻醉室里出来时，这病人握住了他的手悲痛的说，“医生，我们都被定罪了，今天是赎罪日，是禁止工作的。我们本来应该一心于祷告和默念的，现在你有罪是因为你工作了，而我有罪是因为我害得你工作了。” 这个医生才思敏捷，“不用担心，伯朗斯丹夫人”，他回答她，“在我替你开刀之前，我给拉比打了电话，他允许我们工作，所以一切太平”。这件事提醒了这位医生，他已经许多年没有去教堂了，下班以后，他走进了教堂，坐在长椅上，听唱诗班唱着古老的希伯来语。礼拜结束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查房的时候，他检查了伯朗斯丹夫人，并对她说：“听着，我已经想好了，假如我为昨天的手术收费，我将会被定罪，因为那算是工作，而且在生死簿上我的姓名旁还会打上黑色的标记。所以这次手术是免费的，是一个新年礼物，新年快乐！”“绝对不行！”老妇人坚定地说，“那样罪孽将定在我的身上。” 当我在犹太新年走进治疗室时，这个故事就浮现在我脑中，因此我对秘书说，“今天应该是免费治疗日。”“为什么？”她问。“因为今天是犹太新年。”“不用担心”，她说，“我们将向医疗保险收费。” 治疗第三十三天 今天是真正的最后一天，技术员告诉我，在治疗之前医生要来看我。“有什么不对吗？”“什么也没有，这是常规，他总是在治疗的最后一天要看一下病人。” 在会诊室等待的时候，塔金夫人从旁边经过。从第一次见她算起已有二个多星期没见了，她明显的衰退了，我担心她大概会撑不下去了。我并不真的想和她说话，我处理自己的麻烦已用尽全力了，再没有余力去管他人的事了。但是塔金夫人看见了我，微笑地走了进来。“向你祝贺”，她说，“你完成全部疗程了”。“你还有多长时间？”我问。“二个多星期。” 我为她而感到痛苦。要是我还在看病，我会知道怎样向她提供一些咨询，但现在我自己也是纠缠在一堆麻烦之中。我知道自己还有机会，但我们两人都知道她的时间不多了。接着她做了一件表明我们同属于一个俱乐部的事情，在这窒迫的小房间里，我们分享了没有一个第三者能分享的秘密，它揭开了头上的盖巾，向我展示了带着二英寸见方刺青标记 的光秃秃的头颅。 不过，我看见的不是一个光头的女人，我看见的只是一位夫人美丽的笑脸。我的不耐烦的自怨自艾顿时消失了，我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医生们都犯错误了。” 她只是点了点头便离开了房间，然而她的坚强和勇气给我神上的帮助要比任何一位我的医生多得多，我多么希望能够帮助她！ 技术员回进来了，“医生不能看你了，他已被电话叫出去了。”“那现在做什么？”“你做你的治疗，他的助手会来看你。” 我生气地脱口而出。“有一半时间我都没有看见我的医生，今天是我最后一天，看在上帝份上，我不要让助手，住院医生或实习医生看，我要看我自己的医生。”“不要担心，博卢姆医生和利特医生一样好。”我做了治疗回到检查室，博卢姆医生比我预想的要年长一些，他说话很少，放科医生都不太善于交谈。他用纤维咽喉镜替我检查，和其他医师不一样，他把检查镜从鼻子送进去时甚至都没用局部麻醉，令我吃惊的是，我没有什么疼痛和不适，显然他使用这器械是得手应心。检查了一会以后他最终将纤维镜抽了出来，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是二个月来第一个对我微笑的医生，“看来很好”，他说。 那听起来是不错，但是我回家后就不满意了，他的乐观，我想，是太早了。要想知道治疗究竟是否成功还为时过早，博卢姆医生忘了我是个医生，他像对待普通病人那样的对待我，立即给了我一个太容易的保证。好吧，我是宁可他说，“我们还不能确信”？是的，我宁可听他那样说，我不想要一个假的正面报告。 菲尔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狩猎回来后主诉有咳嗽和伤风。其实不是伤风而是肺癌，x 光和颈部淋巴结活检都证实了，但是我不相信。 我送他去看肿瘤科医生，开始用药物治疗。菲尔恨透了这种治疗，因为每当他坐进汽车去医院时便会开始呕吐。他住院时我都害怕去看他，他本是一个坚强的男人，外貌英俊，事业成功，现在变得憔悴不堪，脸色灰黄的癌症受害者。一头浓密的黑发已经不见了，二眼凹陷着，而且无论吃多少镇静剂，他总是呕吐，呕吐。 当化疗刚开始引进临床时，因为其讨厌的副作用，我曾一度指导病人放弃这种治疗，以便安静的进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好多病人经治疗而痊愈了，我怎么能够不让我的好朋友试一试这种治疗呢？当然，其结果我本不能预料。 有一天傍晚，经过几个月的磨难以后，菲尔和他的太太带着一瓶香槟到我家来。他们特别开心，肿瘤科医生告诉他们，x 光检查显示已无任何病变的迹象，癌已经消失了。 我知道得更多些，x 光发现不了只有显微镜才能看见的隐匿在肺中的癌细胞，复发只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当菲尔和他老婆活在愚人天堂里的时候，我只能管住自己的嘴巴，强忍在香槟酒的酒杯上。 几个月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我是愿意相信博卢姆医生对我情况的判断，但我又不知道我是否是接受着我的朋友相同的治疗。 治疗 第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天在线阅读 治疗 第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天 - 结局 治疗后一周及十天 医生 作者:罗得 结局 治疗后一周及十天 结局 治疗后一周 今天是赎罪日之后第一天，我并不喜欢拉比在昨天的布道。他讲到圣经中所允诺的，可取者十分之三，其余每一件事都是一种额外的奖励。在赎罪日，天书合上了，因为谁将活着，谁将死去，谁将失败，谁将发达，都已一一的登记入册。 娣叫醒了我，“你今天要做什么”？她问。我看了看外面，暗朦胧正在下雨。“什么也不做。”“你说什么？”“什么也不做”，我重复着。“再说一遍！”“你难道听不见？”我厉声地说。“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她笑着，“你的声音又回来了！” 我重复了一遍，又自己听了听，她说的队，好几个月以来这是第一次，我的声音几乎完全正常了。“在生死簿上，我又有一年被登记上去了。”我告诉娣。 天一直是雨，但我现在看这秋天，再不是死亡之时而是收获和喜庆之日了。在整整一个干燥的夏天之后，俄勒岗的雨是体的阳光，它让万物复苏，生命更新。 治疗后十天 十天前，我想我的病好了，磨难结束了。今天早晨我在镜子里看见我的脸歪扭着，左眼肿得张不开，我颇为惊恐。“这只是一个虫子咬的”，我对娣说。 每隔几分钟，我便对着镜子检查我的脸，到中午之前，出了一个小泡，到下午，我感到疼痛和更肿了，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虫咬。 当时我对自己说，“别再做笨蛋了，你已经有过第一次延误看病而陷入麻烦的经历，难道还要重复吗？打电话！” 我第一个电话打到医学院，但是我的医生不在——星期四，打高尔夫的日子。只有住院医生在，但我可不愿让一个菜鸟看。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艾伦.杜姆，他是我的朋友，一个皮肤科医生，我把真相都告诉了他，眼肿是早晨开始的，我打电话给自己的医生，他凑巧不在，所以直拖到下午以后才打电话给他。 平常要是病人这样做的话，我都会生气，我会说，“他们早晨得病，联系不到自己的医生，然后就等，直等到夜里才给我打电话。” 但是艾伦很热忱，也许是因为我给他转诊过很多病人。他很客气的说“我们一天的活都做完了，我在办公室等你，马上过来吧。” 他查看了我的皮肤说，“我没有把握，看上去像链球菌感染——老式的称呼是丹毒，我请我的同事来看一看。” 他的看法令我震动，在抗菌素问世之前，丹毒，一种链球菌感染的皮肤炎症是很常见的，也可以是致命的。我在医学院高年级时曾做过一次因丹毒而死亡的尸体解剖的助手，那感染就是从左眼开始蔓延的，就像我的一样。 艾伦同事的看法更坏：“可能是淋巴瘤或者是病毒感染。”他们两人都建议做皮肤活组织切片检查，我可不想让自己的脸被划一刀。我不懂他们为什么急于作切片检查，假如我们等上两天的话，诊断肯定就会明了。不过，可能是淋巴瘤的看法使我忧虑，我同意了。 做了活检手术后，我们就三方会诊了，就像医学院中经常发生的，三个医生就有三种不同的意见。艾伦说，“我认为是链球菌感染，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们不会知道活检结果，如果是链球菌感染，那就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致命，开始用青霉素吧。” 艾伦的同事说，“我并不认为是链球菌感染，我认为是病毒所致，除了用早维拉（zovirax)外，我们对病毒没有任何其他药物，这是新的抗病毒药，谁又知道它是否有效。” 既不知道诊断，又不知道药物是否有效，因该意味着什么也不能做。但是像大多数的病人和大多数的医生一样，我总觉得要做一些什么，所以，毫无逻辑可言的，我同意用一个疗程的青霉素。 第二天早晨，我没有好转，娣坚持让我再找一个医生。我电话打到利特医生的办公室，但是他在迈阿密宣读论文。我想，我有着世界上最的医生，但是他在迈阿密，他的与不与我又有何关呢？这已经是第四次我见不着他了。 无可奈何，我考虑去看他的助手。早晨的x 光科极忙，这位助手病人很多，他快速的在我肿胀的眼睛上看了一眼，说“这不属于我们科的病，不是由x 线引起的，去看皮肤科”。当医生们不知道，并且不想被打扰的时候，都是这样说的。 傍晚，我的儿子，做免疫科医生的杰姆来看我，“爹”，他说，“这是带状疱疹，成束带形的单纯疱疹，是x 光治疗的并发症，我在斯坦福的时候见过这样的病例。 我现在才懂得了，当我将病人转到其他医生那里，并且有着不同的第二种看法时，他们心中是一种什么感觉。 现在我是不得不和几种不同的意见互相角力，也不知道哪一方是正确的。 至今计有各方意见如下： 皮肤科专家甲——丹毒。 皮肤科专家乙——病毒感染，有可能淋巴瘤。 放科医师 ——我不知道，不是由x 光治疗所引起，不属于我们科的病。 我儿子杰姆 ——带状疱疹。 我自己 ——希望是一个虫咬，但肯定是淋巴瘤。 我的邻居，爱尼.杰姆斯，有过这样的一段故事。他因背疼而就医，他的医生，一位全科医生，说，“腰骶扭伤”。但治而不愈。爱尼转看整形外科医生，说是，“脊椎前移”。下一次他去看心理医生，说，“没有器质病变，是一种神心理状态——代偿型神经官能症”。 三个月以后，背疼依然，爱尼来找我，风湿病专科，“以前的医生们都错了”，我说，“你是强直脊柱炎的早期阶段”。“哦，不”，另一位风湿病专家说，“x 光和实验室检查都是正常的，他是纤维组织炎，或称肌风湿病“。 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被请来会诊，他的判断？“他们全都不对，这是椎间盘脱出，需要手术”。 第二个外科医生的结论是：“不需要手术，我可以注一些酶，以解决椎间盘的问题”。“什么也不要做”，一位神经科医生告诉不知所措的病人，“时间到了，你会好的“。 每一个治疗慢背痛的医生都会遇上相似的情况，爱尼不管我的感受如何，哪怕我是他的邻居，他去找了一位脊椎按摩师。这几年我都没再给爱尼检查，但他看起来还不错。 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悬疑不决之后，活检报告证实了我是带状疱症，对这报告我感情上的反应是矛盾而又复杂。我为儿子的正确而自豪，但是我还会被儿子视为山寨之主吗？或者因我沦为病人而使我的判断的可信度下降？真正使我烦恼的事，我又一次作了错误的选择，假如我听从第二个皮肤科医生的话，服用早维拉（zovirax)而不是青霉素的话，我的带状疱疹也许已好得差不多了。 带状疱疹意味着我的抵抗力下降了。身体里的白血球是负责抵御外来入侵者的，白血球有很多种类，功能不尽相同，但他们是协调而统一的起作用。当外来入侵者诸如细菌，病毒，霉菌，原生物或者癌细胞攻击机体时，警报系统会促使白血球对其做出反应。入侵者被歼灭后，免疫的特征会永远记录下来，以后如有重复发生此类攻击，身体就能作出快速而准确的反应。 这些协同作用的细胞即是体内免疫系统的一部分，但会因营养，年龄，药物，x 线，疲劳和情绪的影响而受损。艾滋病人就是因为病毒潜入体内未被察觉，黏附在某些白血球上面，破坏了白血球的功能而至免疫系统受损。当一个人的免疫功能下降就可能罹患癌症或成为感染的牺牲者，通常情况下，这种感染是不致病的。 带状疱疹就是水痘的成人形式。水痘是一种高度的接触转染病，都市社会中几乎无一儿童能幸免。当儿童水痘痊愈后，病毒并未被消灭，依然存在体内，只是呈休眠状态，不造成危害。长大以后，如果成人阶段免疫系统有缺陷的话，水痘病毒又会重新激活而造成新的疾病——带状疱疹。在成人，这种病毒攻击神经系统，沿着神经通路形成红色疱疹及疼痛。这种病无特殊治疗，但很少有致命，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病人都能自愈。极少的因免疫系统受抑制的病人，病变可能扩散而致命。我见过数百例带状疱疹的病人，除了一例死亡外，全部都完全治愈。现在我得了这种病，不由得想到了这唯一死亡的病人。 她是一个患癌的年轻妇女，在手术时发现一个淋巴结有转移，于是她被给于一个疗程的化疗。不幸的是化疗抑制了她的免疫系统，而致发生了带状疱疹，病变迅速扩散，蔓延，最终导致死亡。她是死于治疗而非死于疾病！要在今天也许zovirax 能救她的命。 我也是一个医源疾病——因医学治疗而造成的疾病，的受害者，我的x 光治疗造成了带状疱疹。有一句针对医生行为的古代格言：‘非益勿为’，在我行医的早年是很容易遵循的，那时大多数的治疗都是相对无害的，副作用也极为罕见。随着治疗手段的日益增加，副作用也与日俱增。“我们必须小心衡量利弊得失，并且将害处降到最小。”那是太容易对病人说了，但是，即使这危险的发生率只有千分之一，但对这一个不幸的病人而言，危险就是百分之百了。 约有百分之十的住院病人患的是医源疾病。通常副作用的发生率只是统计学上的预测，我可以对病人说，治疗的不利副作用发生率是百分之一，即一百个病人中只有一个会有副作用，但我不能挑选这一个病人。有时候这种副作用是完全新的，医生从未见过的，比如将萨利多胺（thalidomide,反应停）用于期待怀孕的妇女，结果造成某些严重的胎儿畸形。 三十年前，一种抗疟药，氯喹，曾被用来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我将此药开给了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几个月以后，她的母亲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我的女儿不仅因关节炎而跛足，而且还变老了，她的头发转白了。”为了确信，我检查了她的头发，红色的头发上产生了白色的条纹。后来了解到，氯喹会造成头发变白，但只是对红色头发。直到那时之前，还没有一例此类的副作用被发现，幸运的事，头发变色的副作用是可逆转的。 现在我是一个医源疾病的受害者，其实，即使预测到我可能会发生带状疱疹，我还是要接受x 光治疗的。现在我得了带状疱疹，哪怕这只是千分之一的几率吧，令我忧虑的是，这就意味着我的免疫系统已经不堪争战了，假如我存活下来，以后罹患其他肿瘤的几率也会高于平均值。不过，有些医源疾病的受害者还没有我这样的运气呢，他们有的得了更严重的病，有的死了。 结局 治疗后一周及十天在线阅读 结局 治疗后一周及十天 - 结局 治疗后五周 医生 作者:罗得 结局 治疗后五周 治疗后五周 今天我去看杜伏医生，他将作出治疗是否有效的判断，所以今天是真相大白之日。杜伏医生替我作出诊断，施行活检和建议治疗，自从我开始x 光治疗以后还没有见过他。 我很疲倦，晚上没睡好，我做了许多童年时期，我的祖父母和父母的梦，和以前所作的梦大致一样。 我预先编好了最坏的脚本，不知道医生会用什麽样的话来传达这个坏消息，他会吱吱唔唔地说，“你治不好了”，或者“治疗失败了”？或者他应用此类术语，“你在相对缓解之中”，或者“你有部分缓解”？我做了一世的一生，也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表达。我曾经试用，“你想过将来吗”？或者“我要和你家属商谈”。我试过各种方法，但似乎没有一种是正确的，这没有什麽可奇怪的。 看医生要等候不是没有道理的——十分钟花在接待室，又十分钟花在预检室，但就像花了几小时一样。 医生一走进来，我就看他脸上有什麽表示，其实毫无意义，因为他还没有对我进行检查。通常式的问候和问题，我回答得非常简洁，我不是搞社会交际，我只有医生赶快完成检查。他麻醉了我的咽喉又离开了房间，因为麻醉起作用至少要五分钟时间，那是正常的动作，但对我来说不能算是正常，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单独留在房间里，为什麽他不理解呢？医生一路走来都是如此，当开始学医时，他们会在第一个病人身上无比同情的花上大量的时间。当他们完成学业，看过成千的病人后，这过程便成了常规，当他们每天要看二十或三十个病人时，很清楚自己不能太陷入其中。在过去，医生和病人同喜同悲，当病人死亡后医生便会有很严重的神创伤。现在我有了做病人的经历，如我回去继续行医的话，我会尽量做得更好。然而，假如我和病人感受一致，如同身受的话，我还能理智的作出决定吗？我自己会不会被太多的个人感受而淹没？ 杜伏医生回了进来，将检查镜送入咽喉，他让我‘啊......哎......地发声，我则观察着他的脸部表情。他小心翼翼的将检查镜抽了出来，我从他的微笑中感觉出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我希望他告诉我，已经治愈，但他不这么做，只是说，“至今一切良好”，又补充说，“我将每个月检查一次，持续二年，而后每三个月检查一次，持续终生，我要像熟悉自己的手掌一样熟悉你的喉咙。” 在今天上午的半小时里，我比过去五十年的医疗生涯学到了更多的处理危重病人之道，我必须要告诉我的同事们，我们应该做到：首先，没有等候。我们一定要解决病人等候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看诊是常规，对病人来说，等候是一种折磨，使病人感到痛苦，甚至在见到医生之前，心中便滋生敌意。其次，假如你持有的是坏消息，以慈悲之心把它挑明，不要拖延和修饰，以免情况变得更糟。不要害怕表现出你的情感，不但在脸上而且用言语来充分表达你的同情。 最后，一切作必须稳和小心，如果你不会做，就让别人来做。 离开办公室之际，我转向杜伏医生向他致谢。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想，有多少病人在向医生说谢谢，哪怕医生出了差错或告诉他们坏消息。话又说回来，我的病人有时很少表示感谢，也许是快速的诊断，成功的治疗，使他们还没有机会对这湛的技术和全心的奉献说声谢谢。令人啼笑皆非得失，有些病例，诊断被延误，化验检查无休无止，疼痛和焦虑没有停止，病人却表现出理解和感激之情。 病人甚至在得到坏消息时还常常对医生表示感谢，因为他们急于想让医生愉快起来，而受到奉承感谢的医生却认识不到自己的失败。曾有一例纪实如下： 我请一位整形外科医生为我的病人做膝关节手术，他在病人身上做了一次新的成功的手术尝试，尔后将此病例在同仁中间兴高采烈的大肆宣扬。我向他指出这病人依然躺在床上，依然不能行走，依然疼痛如前，他很不高兴，甚至动了气。我请他去看一看病人，以此显示出他就是一位被一厢情愿的阿谀奉承所宠坏的医生。谁知当他见到病人时，这位病人却一味的讨好他，尽管她没有一点好转，还是为这位医生祈福和赞美，感谢他的造访。 这并不可笑，我也向我的医生致谢，为了什么？因为我的病还没有治好。 结局 治疗后五周在线阅读 结局 治疗后五周 - 苦味的医疗 医生 作者:罗得 苦味的医疗 苦味的医疗 现在我尝到了一种新的苦味药——医疗。从我在医学院开始，就从来没有收到过一份医生的账单，所有凡需要的医疗都是以专业同行的礼遇方式提供的。 二次大战时，我在北非，我们军队医院的一位医生接到了他的妻子从芝加哥的来信，信中说她的医生给她寄去了一份账单。我们所有的医官都被激怒了，我们在这里，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家中的这位同事竟敢有胆量打破这历来不成文的君子协定。谁听见过一个医生向另一个医生收取费用？这还成什么世界？不用怀疑，好人都上战场去了，而这个国家 却在退步。我们给美国医学会寄了一封信，请他们矫正一下这个医生的错误行为。 自然，我私人开业总会给病人寄账单，但我像大多数的医生一样，自己从不涉入具体的过程，这是职员和文书的工作。现在我收到帐单，体会到病人面对账单的沮丧了。我所欠的钱数令我震晕——一天的住院费是一千美元！即使我是医生，我也看不懂医院帐单上的项目收费，有些项目标的是杂费，杂费是什么？还有我从未听见过的药物收费，还有莫 名其妙，从未预料到的，如敷料，阿司匹林等。 医疗保险制度被引入帮助老年公民，而填写一张医疗保险表格比填写一张报税表更困难。我本搞不懂电脑化和代码化的医疗保险账单的处理过程。第一天它可以为x 光付费，第二天它又可为同样的 x光拒绝付费，这完全取决于将资料输入电脑的作人员。 有些事情就像发生在我的八十岁的姨妈，萨.克劳特，身上的事情一样她坚持说她有非同寻常的疲劳，而且只有每个月注维他命b12 才有帮助。她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过冬时，一位医生给她开了这种注剂，医疗保险也付了帐。她回到波特兰，我给她开了同样的b12 注剂，医疗保险却拒绝付账。我写了一封信给医疗保险：“亲爱的先生，我知 道维他命b12 对疲劳没有帮助，你们也知道维他命b12 对疲劳没有帮助，问题是我的姨妈克劳特夫人不知道维他命b12 对疲劳没有帮助，她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药在加州有效而在俄勒冈州就无效了，因为在加州，你们是付账的，而在俄勒冈州你们不付帐。是否请你们能给她写信解释一下。” 不多久，我接到了医疗保险当地医疗顾问的电话，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岂料到他竟说出“你为什么不下地狱，爱德？”他拒绝给我的姨妈写信。 鉴于账单问题是如此的复杂，我们办公室里有一位受过训练的职员专门处理病人的保险和账单。假如我有一个医生病人像那医疗顾问一样的傲慢无理，拒绝给我帮助的话，我就会对这医生收费，毫不客气。 刺激我的还不仅仅是钱这件事，我觉得在我生病的过去九个月里，我已经经历了一种变化，发生了什么呢？在我的脑子里，我一直有着一种优越感，我是属于为人类公益而作出光荣的专业贡献的人。在过去的年代，我是我的同事们的发言人，是我专业的保护人，我的位置一直非常稳固——我们是一个献身于人类公益事业的高尚团体。 在1962年，我曾代表美国医学会在众议院发言，我说，“任何人，只要造成随便哪一个俄勒冈居民必要的医疗照顾被拒绝的话，我便向他挑战。”我没遇到过一个挑战者。 我提出了一个保证，“俄勒冈的医生们承担这种责任，明白这个州的每一个公民都应得到医疗照顾，不论他们有无付费的能力。” 现在老旧的日子已经过去，对我曾经为之代言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不是退休便已死亡，新的一代已进入主导地位，他们也没有授权我为他们代言，即使他们请我做的话，我也做不了，因为我再也不能满怀激烈的提出挑战和提供保证。 医学已经变了，我们过去习惯于自己是一个满足公共福利的应召者，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病人。现在我们是个生意人，有些还是有着利润底线的合作公司，再也不是病人的福祉所在了。 像大商业一样，我们打广告，广告是肤浅而自利的，尽管广告上做出承诺，但软x 线并不一定能探测出早期癌；医院里新开设的阿尔采默氏病（早老痴呆）门诊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因为我们对阿尔采默氏病还没有治疗方法；广告不会真实地告诉病人，治疗汹酒，药瘾或者忧郁症那个医生最好。医生们也有毕业后的继续教学课程，但他们上课学的不是最新的科学进展，而是办公室管理，帐务和公共关系。 一位哈佛医学院的教授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说，在1911年前，平均来说，凡看过一个医生的病人，其情况要比没有看过医生的病人还差。换句话说，一个远离医生的病人，其恢复的机会比去找医生的病人更多。（我们看见更多的最近研究表明，在医生稀少的时期，死亡率是下降的） 我从医学院毕业是1938年，在那个年代，医学是更多像牧师的职责而不像科学。有一个被津津乐道的考试题是：假如你在一个荒岛上生存，随身只能携带六种药物，那六种药物能满足你做医生的需要？答案是：治疗梅毒的砷剂，治疗疟疾的奎宁，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治疗恶贫血的肝制剂，治疗心脏病的洋地黄，和止痛的吗啡。所有其他的药物，纯粹都是安慰剂，除了心理作用外没有任何价值。手术也主要局限于接骨，扁桃体切除和腹腔器官的切除。产科医生知道，他们做得越少，对病人越好，他们的老师忠告他们：等着，不要干扰，让其自然分娩。 抗生素的发现开创了现代医学，但并不是所有的感染都能治愈的，比如对病毒感染，我们就没有好方法。我们对许多中风，多发硬化，和阿尔采默氏病等的治疗，可能只是比安慰剂略胜一筹而已。 随着高科技介入医疗的日益增多，有些手术已成了二面刃：我们切除了本来永远不该切除的扁桃体，淋巴腺，子，还断言它们是感染灶所在。 我们据凡增大的腺体都是有害的这一可疑的理论，用x 线照儿童的增大的腺，以后由于x 线的作用，这些腺产生了癌变。 我们给孕妇des （己醯雌酚）以预防流产，其结果却造成了他们的女儿发生生殖系统肿瘤。 我们给孕妇thalidomide（反应停）以帮助睡眠，却造成了她们的小孩出生时发育不全。 我们将食欲抑制剂给病人以帮助减肥，结果却因药物造成白内障而使病人失明。 这样的例子似乎没有完，我们无意识地将给药的目的由治疗而转变为杀伤，将手术的目的由帮助而转变为催惨。 我知道一些医生，甚至是癌症协会的发言人，当他们自己得了癌症以后，就放弃了用常见的药物去治疗不常见的疾病。他们知道自己不是神仙，作为一个普通人，实在没有什么事可做。从总体来说，肿瘤的治愈率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帮助病人的医生，广受称颂和尊敬，他们总归还是从病人的痛苦中赚钱。 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把医疗和经济分离开来的议题，即使将此议题转向州政府，还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麻烦，因为它又变成了一个政治事件和一个税收事件。 我知道一位牧师，因为部分地解决了他教区内一位居民的困境而声誉鹊起。病人正当壮年，是一个四十五岁的管理人员，有着太太和二个小孩。他因一次车祸碰撞，头部受伤而陷入昏迷，几周以后显然回天乏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如今天的尖端技术能使几乎无望的昏迷病人存活，但我们为维持这个病人的生命迹象依然竭尽努力。这个病人被置于热毯之中以维持体温，用呼吸器以维持呼吸，静脉输入养料和水分，他在无意识的植物人状态维持着生命。几个月以后，病人的太太向医生和医院提出抗议，因为他们的医疗保险已大大的超支，她再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而且她知道她将成为一无分文的寡妇。没有人帮得上忙，医生和医院忠告她说，伦理道德要求他们想尽办法维持病人的生命，我也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这妇人找到了她教区的牧师求助，牧师便打电话给医院的行政主管，他解释说，“一周之内，这家人家的医疗保险将因超支而停顿。这位太太没有任何私人基金，现在连养活她自己也成了问题。我已对她说了，一旦医疗保险停止，她没有任何道德义务和责任去付医生和医院的账单”。不知怎么搞的，同一件事在几天之内，医生和医院都找到了停止氧气，暖毯，静脉输和持续护理的理由。（尽管撤去了这些支持疗法，像有些会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个病人又继续存活了五年。） 我不想反应过度，尽管这个病例是失败了，但医学还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我们控制了糖尿病，高血压，恶贫血和许多传染病，我们还能成功地施行某些心，肺，脑的手术，我们能用有效的人造关节替换病损关节。甚至有些肿瘤已能治愈，其它的肿瘤也能缓解。不过，我发现我自己为了让这些正面的成就来支撑我的信心还是有些紧张。 苦味的医疗在线阅读 苦味的医疗 - 回到工作 1 医生 作者:罗得 回到工作 1 回到工作 十月——第一天 由于我的毛病大有进步，我迫使自己审视我的职业行为，我发誓回去工作时应成为一个更好的，更能理解病人的医生。回去的第一天，我便被放上了考验的祭台。我还没来得及阅读我的信件，放科的马克逖医生推门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有一个坏消息”，他声明说。“说出来吧。”“琳勃鲁姆夫人的食道有一病变。”“给我看看。”我随他进入x 光室，一起检看这片子。“我看见了”，我说，“你认为是恶的？”“是”。“你怎么知道？”“看这不规则。”“她有吞咽困难吗?”“你想知道为什么我让她做上消化道检查？”“好吧，你是对的，这是恶的。” 因我自己最近的经历，我知道琳勃鲁姆夫人正承受着极度焦虑的痛苦，而且我意识到我已经违反了自己的第一个誓言，当我在查看x 光片子和与放科医生商量问题时，我让她等候了。 最后，我护送她进入咨询室，我给她一张椅子，说道，“你有一个瘤子。”“一个瘤？”她问道。“是的，一个在生长的东西。”“一个在生长的？”“嗯，它有可能是癌。” 她突然出了一身冷汗。以前我从来不注意病人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我预料到了，我递给她一纸杯水。“下面怎么办？”她问。“我将安排一次胃镜检查，医生会把一个弯曲的检查镜送进你的喉咙，查看你的食道，并从那里取一小块组织作检查。没有像听起来那么可怕，给你服镇静剂，但你是半清醒的。”“这个作危险吗？”她问。 我不知道是否应告诉她有器械造成食道穿孔的危险，但是我没有说，相反，我冒着被控医疗差错的危险，安慰她说，“没有。” 我到胃肠科医生处为安排这个五天后的检查花了一个小时。当一切都结束以后，我反省到现在我对病人的处理并没有比以前更好，我还是让她等候了，我也没有找到减少她焦虑的方法，所有我学到后做的只是在我告诉她诊断时让她坐了下来。 但是，今天还是有些不一样，我的感觉不一样，我有着当实习医生时生平第一次将病人生癌的消息告诉家属的感觉。我觉得因为琳勃鲁姆夫人，我的积累了五十年的老皮，硬茧突然被剥去了，露出了新的神经，当我告诉她这个坏消息时，我竟控制不了我的颤抖。 十月——第四周 在回到办公室的前几周，因感觉疲劳而只上半天班。一天上午很是忙碌，接待员递给我一张纸条，“利特医生的秘书说，待你有空时给她打个电话。” “她的电话号码？” “她没有给我”，我的秘书回应说，“她说你知道，所以我没坚持问她要。” 我暴怒了，“我不认识一个叫利特的医生，我怎么会知道她的电话号码？”我告诫这个接待员，“假如有人要我回电，记下她的号码，现在你没有这么做，你看怎么办？” 接近中午时分，这位秘书对我说，“在电话本上找不到他的名字。” “当然”，我挖苦地回答她，“他可能是个哲学博士而不是一个医学博士，看看白页本吧。” 几分钟后，我的对讲机响了，“我有了利特医生的号码，他是医学院的，他的秘书现在在线上，她要更动你的预约日期。” “噢，天啊！”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对不起，他是我的个人医生，我怎么会把他的名字忘了呢？” 我正在做我的病人们做的事，我在潜意识中已经把我想忘掉的事情都已弃之脑后了，我否认我还有病，现在回到工作之后，我要把整个事情都忘掉。 我记得我给医学生们上的一堂课，他们第一天进病房，围在我的周围，都急不可耐的想把手伸向活生生的病人。“医生们”，我正式的称呼他们，事实上，他们还有二年才能获得真正的医生学位，但是今天我要他们第一次经历一下与头衔相伴而在的责任心。“检查病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采集病史，这似乎很简单，只是问，答而已，其实不然，你很少能得到直率的回答。采集病史并不简单，这是你值得花费一生去学习的一门艺术。你认为病人会告诉你，他们为什么来看你，但是他们并不如此做，他们会忘记掉，会言过其实，或者会忽视掉重要的东西。在你们这个阶段，要采集一个好的病史至少要花上一个或二个小时，谁愿意第一个来试一下？” 阿尔.凯恩，一个两颊通红，长得圆圆滚滚，带着一个二十三岁医学生的旺盛力和勃勃生气，主动要求当志愿者。 “好的”，我指导他，“我们从这间房的病人开始吧。” 病人是一个和这些学生年纪相仿的小伙子，他穿着医院的长袍，面无表情的坐在床上。阿尔按老师所教的开始了，“你为什么来医院？多大年纪？你的症状有多长时间？”....等等....等等。 病人回答，“我很紧张，我的心跳，手掌出汗。” 阿尔问，“你头痛吗？” 病人说，“有.” “你有心口烧灼吗？” “有。” “你小便时有痛苦吗？” “有。” 如此继续进行，对阿尔提出的所有相关症状，病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回撤到走廊。“你们是怎么想的？”我问学生们，他们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病人是情绪紧张。 “不错”，我祝贺他们，“现在让我们回去看看我问的问题会得到什么回答。” 我们重新进入房间，“你好象很焦虑”，我对病人说。 “我是很焦虑.”他说。 “你有没有去看过神科医生，为着这个毛病？” “看过。” “哪个医生？” 他随后讲出了这个社区每一个有名的神科医生的名字。 “为什么你认为你很紧张不安？”我问。 “因为我是双的取向，因此我的婚姻失败了。” “你有没有对神科医生说这件事？” “没有。” “为什么不说？” “他们从来不问我”，他回答。 回到走廊我们讨论这个病史，“你们看”，我对学生们解释，“多么执拗倔强的一个人，这就是让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取得如此简单资讯的原因。” 我一向不明白，人为什么如此虚弱，为什么在潜意识里坚持要把不愉快的事情排除掉？今天，我发现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一介凡人，凡不喜欢的，就忘掉它。我知道怎样采集病史，怎样把病人引导回事实，那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像我讲述的这个病人的故事，把他们理解力的局限当成笑话来讲。我自己没有理解力的局限，和大部分医生一样知道许 多有关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但我还是把自己医生的名字排除在记忆之外，为什么？因为他治疗过我的癌症。也许，假如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话，他会对我讲个故事：“我有这样一个病人，他曾是有名的医生，你知道当他自己生病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十一月——第六周 我回来上班看病六周了，过去通常不屑一顾的一些事情现在总困扰着我，我知道这和我自己的疾病有关。我对病人的不幸更情感化，几乎不能处置一个坏的消息，我不知道这是否已损害到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能力，我再也不能将自己完全从这种事件中脱离开去。 今天，佩蒂死了，是棕榈泉的一位急诊室医生打电话通知我的，他不知道死亡原因，只知道佩蒂曾有过一次心脏病发作。打从佩蒂还是个小姑娘时，我就一直替她看病，她有青少年类风湿关节炎，死的时候才三十五岁。 困扰着我的是她为什么死亡？我那里做错了？二星期前我刚看过她，并对她说可以外出度假。她是死于我给她的药物的罕见过敏呢？还是发生了新的疾病？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她的死亡，在她身上我是失败了。在接到她的病理解剖报告之前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即使获得报告之后，也许我们还是不知道其死亡的确切原因。 我感到十分沮丧，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每一次有这类事情发生，我都会有同样的压抑和犯罪感，我要预防死亡，但事实是我总是失败。有时还算运气，预先阻止了不可避免的事件，但最后我还是以失败告终。沮丧不断向我袭来，不过几天之后它离我而去了，因为我不能允许它笼罩着我，我必须继续前行。现在我面临着一件最难堪的事： 我认识佩蒂的家属和亲戚，他们将我视为家属的一员，我将不得不去参加这个我所畏惧的丧礼。好多次我有一个幻觉，确信丧礼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指着我说，‘那个人就是她的愚蠢的医生’。奇特的是，以往每当我的病人死亡时产生的感觉，这次却并没发生。取而代之的是我向家属致意，我们互相拥抱和一起流泪，他们谅解了我，还把我安置在丧礼的贵宾席上。让我不懂得是，我在防止死亡的工作中失败了，我还是被冠上荣耀。我一直害怕有人会抓住我，而后家属们一拥而上，用手指点着我，向大家哭诉，‘它是一个骗子’！ 在佩蒂的葬礼上，家属们用眼泪，拥抱和亲吻向我致意。我坐在包厢里听着她的朋友们对她的赞扬，听着牧师对她永恒的生命常驻在天堂的承诺。当我离去时，家属们对我的出席再一次的表示感谢。在我一生中第一次意识到我以前是活在错觉之中，病人并不期望我创造奇迹，他们把这种期望留给了牧师，他们对我的要求只是尽自己的努力，并在失败时对病人赋予同情，假如我早先能认识到这一点，我会参加更多葬礼的。 回到工作 1在线阅读 回到工作 1 - 回到工作 2 医生 作者:罗得 回到工作 2 十二月 我回到全天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老病人已经回来，新病人在候诊时也没有抱怨。我又有了做不完的会诊，律师们为了他们手上的医疗差错案子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还要接待西北地区的专业团体和进行讲座。这个冬天，我可选择参加那些诱人的在夏威夷，棕榈泉，和佛罗里达的医学会议。桌上还放着一个制药公司提供免费去百慕大旅行的请柬。 几年以前，从药房接受一支自来水笔也被认为是违反职业道德的，但今天不是如此了。我已经有了所有成功的标志，也回到了权力的塔尖，我应该高兴了，但我并不高兴，有些东西缺失了。 在过去，医学领域的变化是渐进式的，而最近几年这变化是革命的。过去我们被描述为每个医生各干各的小作坊式的经济模式，而现在，我们突然成了巨大的商业。 今天上午医院同仁会议上的讨论令我很不高兴。我们讨论了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和怎样增加急诊室服务的收费使其成为盈利部门。我不高兴的是，现在我将听取护士和职员来决定我的病人是否需要住院和住多长时间，所有这些都将迎合联邦医疗照顾计划，州医疗照顾计划和其他保险公司的要求和规定。尽管有许多报告揭示因住院期缩短而致并发症增加，但商业化的趋势是有进无退。在这之前，只有我才能做出决定谁能住院和住多长时间。 我不高兴的是，医院‘倾倒垃圾’式的行为日益增多，假如一个病人没有保险或没有钱，他就被转送到下一个亿元。我从来不相信我会活到这一天，看着医院将病人拒之门外，医院传统上是非营利的，应隶属于宗教机构或政府，现在医院竟由大公司所拥有，公开的追求利润。 我不高兴的是，医院做广告。今天我听收音机里在说，‘快来使用我们的阿尔采默氏病（早老痴呆）诊所’，阿尔采默氏病没有治疗方法，而诊所的花费是昂贵的，而且并不能比全科医生和社会工作者为病人做得更多。过去这被视作庸医骗人，现在却是合法的意料。 我不高兴的是，医生做广告。一家医学杂志将电话黄页上的医生名册干脆称其为职业医生黄页，并指出其中许多专家是自吹自擂，自授自封的，这个杂志认为这些广告为医生牟利，对病人有无帮助则大有疑问。 我不高兴的是，保险公司和联邦医疗照顾计划对病人的检查和化验多加限制，现在引进了一些新的术语：成本简化，成本核算，成本效益，翻译一下，它的意思就是在病人身上尽量少花钱，成本变得比挽救生命还重要。 每一代人都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但是医疗成本只是我还是一个学生的大萧条时期才有的问题。那时我们被告知要做尽量严密的病史和详细的身体检查，而避免那些昂贵的实验室化验和x 光检查。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位教授看着一位寡妇的脸对她说：“你丈夫死于结肠癌，要是我们做了结肠x 光就能早些诊断出来了，但那要花费五块钱。”在那个年代人们不会为医疗差错而打官司。 我不高兴的是，我们正面临着高危机的医疗事故，每年有越来越多的医生被控告。以前我经历的是无医疗诉讼的日子，但统计学表明，那种日子不会再继续了。按时下的看法，行医而不涉及医疗诉讼那是不可能的。医疗诉讼不仅损失钱财，还危害到医生心灵的创伤和畏惧。 我不高兴的是，我们做了太多的不切实际而又无法兑现的承诺。尽管我们说了许多，但在预防肿瘤，心脏病和中风方面可做得不多，至多只是尝试而已，许多病例都以失败而告终。 我开始行医时，是为帮助人类而作出专业贡献，医生虽然独断专行，但他的主人是病人，是病人雇用他，给他付费，因此医生只为病人的福祉而努力。今天医生有了新的主人：联邦医疗计划，州医疗计划，保险公司的持有人，及诊所的商务经理。 现在医生成了商人，受雇于大商业，受惠于大商业，而与病人无关。 现在我知道我为什么不高兴了。因为行医不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了，假如我早些年就能想到这些事实，那早就能得出医学发生了本变化的结论，因为在我生病之前，这些事实就已确凿可见。不过，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作为一个病人的经历之后，我的视野更开阔了，更让我明白了，我所热爱的专业已全然不同了。 十二月末 现在是年末的节庆时分，但我并不喜欢**尾酒的派对，毫无节制的酒饮料，嘈杂的喧闹掩盖了空虚的交谈。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有一个必须要参加的聚会。 一位女士向我走来，抓住了我，和我拥抱，在我嘴唇上印上了一个亲吻，娣和我站在她的边上，真后悔出现在这个场合。不管我以前通常会有什么反应，这一次我真的并不欣赏她的举动。放治疗后，我的声带粘膜□在外，特别容易感染，再说，我甚至不认识这位女士。 而后真相大白了，我不认识她是因为光看了她一头白发和满是皱纹的皮肤。当她开始讲话后，我的一头雾水消除了，我看见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有着闪光的金发和特别漂亮的脸蛋，我回想起了艾丽丝.托玛斯和她的丈夫，洛杰，我回报了她一个热烈的拥抱。 数年以前，洛杰在睡眠中意外死亡，只有四十二岁，我们都感到极大的震动。艾丽丝不仅失去了亲人，还因为丈夫的死而一下陷入了困境，一文莫名，没有工作，没有任何谋生技能。在洛杰死后的第一个上午，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电话里和一些人软磨硬缠——记不住是哪些人了，终于说服了有人给了艾丽丝一份工作。 现在看到她穿着华丽，明显富裕的样子，我明白她已经否绝泰来，令我为她高兴。这就是传统医疗中令我们一些人引之为自豪的另一个侧面——在医疗保险管理之前，医生还能花些时间做一些非营利的财经事务——为病人的生活着想，而不只是局限在就事论事的看病上面。 一月 新年刚过，我坐在萝丝饭店里，盆子里放的是烟熏西北三文鱼，以我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这似乎是菜单中唯一无害的饮食了。我一面吃一面和一位同事谈话，他显然是他们这一代中最有聪敏头脑的一个医生，我们谈的是关于我们两人都处理过的一例疑难病人的技术和医疗问题。从一件事扯到另一件事，结果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我和他谈起了我自己治疗中不愉快的事情。 “看在上帝的份上，爱德”，他说，“你在抱怨什么？你活着，不是吗？你生了癌，你没有死，值得感恩。” 当然，他是对的，事实上，我向任何人哀诉，听者都会把我看成做作。不管怎么说，假如我的祖父得了我的病，他就活不了，假如我的父亲得了咽喉癌，他可能活下来，但可能因治手术而永远失声。而在我，没有痛苦，没有手术，我可以讲话而且活得很好，至少在现在。起码可以说我的病很轻缓，我的专业还可能给我更长的生命时间，这实在不是 一件小礼物。 但是还有许多可改善的空间，还有许多事情无论是对我，还是我对自己的病人，都可以做得更好，这是不得不感到失望的。 除了那些可能被改变的事情之外，现在，我在医院里那些懒散松垮的医生背后，听见我的朋友，亲戚们对他们的议论，有时候会大笑，因为他们所讲的事情不外乎是大量的病人正在使大量的医生发狂。 我不在其中之列，因为我已转换了立场，我欢迎那些不再满足于‘一天三片’医嘱，而要知道是什么药，有什么副作用的新一类的病人。我很高兴有些病人在预约电话中会问，‘我要等多长时间’？‘我什么时候来能准时看到医生’？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病人像几周前一位女士那样对我说，‘我刚读到健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上面说还有别的方法可治我的病’。 我知道她所说的是什么，我已排除了她提出的治疗方法，因为那证据是不可靠的，而且没人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我向她解释，但并不因她提出问题而生气，没有回答她说我们好比像两个族类，我，是医生，你，是病人。 也许这意味着我有了些进步，也许这个老狗还能学会一些新的技巧，在这留剩的不长的时间里。 回到工作 2在线阅读 回到工作 2 - 尾声 及译者手记 医生 作者:罗得 尾声 及译者手记 尾声 1986年初，我意识到在我生病的那一年里，我还学到了一些其他的事情，这新的教训就是——爱德华 .卢森堡医生不是必不可少的。那是一个启示，在我生病的时候，办公室，诊所，医学院和医院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照常工作，当然不是无暇可指。 现在我光做医生似乎有点太局限了，我要回到政治讲台上去，并不是如过去在美国医学会的支持下那样工作，而是作为一个为病人利益呼喊的医生去写作和演讲，作为一个知道应该怎样从医学专业去做的医疗服务业者去写作和演讲。 一天夜里，娣已经沉睡很久了，我从床上轻轻滑落下来，在床头柜后面索着，找到了那我要寻找的电线。娣睡意朦胧的反转身向蹲伏在地板上的我说，“都半夜了，你还在这世界上做什么？” “我在切断电话线，省得夜里有电话进来。” 简直令我恐怖，娣突然大叫：“你怎么能这样做？有人可能需要你！” “我会继续帮助他们”，我笑着，在黑暗中我握住了她的手，“我会继续帮助他们，但只是我再也不做夜班了。” 译者后记 据说使用外语有助于防止老年痴呆症，至少有助于脑力锻炼。我已六十五岁，体力衰退，视力下降，唯脑力尚可用。故在退休之前，工作之余，阅读，翻译并自己打印了这篇小说，以为自娱，自励耳。 我也做了四十余年的医生，积一生之经历，对卢森堡医生的一些看法颇有同感。医者，仁术也，但现在为医不仁者，遍遍皆是。希望国内的同仁们如有机会读读这本小书，也许在心灵和道德上会不无帮助。 尾声 及译者手记在线阅读 尾声 及译者手记 -